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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1922年新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相比,优点在哪?

回答:

1922年新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相比,小学年限缩短一年,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而中学为旧制的4年延长为6年两级制,符合我国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并且普通中学中亦有职业教育的成分,由旧制的单一准备升学改为升学与就业兼顾,改变了原来学制中双轨制的特点,表现为民主的单轨制;中学和大学中实行学分制、分科制和选科制,适应了教育对象的不同发展程度,使学生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有利于个性发展;取消了大学预科,使得大学教育更加专业化;从对各类学校、科目的设置以及年限长短的规定来看,都强调可以根据地方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变动,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1922年新学制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学制。

问题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哪些?

回答:

1.“五育”并举、和谐发展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完全人格”的教育,即“五育”并举,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五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在“五育”的关系问题上,蔡元培强调要“五育”并举,不可偏废,要全面、和谐地发展。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其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主张学术自由,“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各种学派都可以“听其自由发展”。因而在他管理北京大学时,不同思想、不同派别、不同政治观点的学者都可以争鸣甚至对峙,对于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蔡元培还以这一思想为方针,对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机构、学科设置和教学体制都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使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北大从一所充满封建思想和官僚气息的学校,变成了一所朝气蓬勃、学风向上的现代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问题三:陶行知为什么被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回答: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提出了注明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贯穿在他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这一论题本身又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生活便是教育,生活本身就含有教育的意义,“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是与生俱来、与生同去的;其次生活决定教育,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过什么样的生活,便会受什么样的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第三,教育可以改造生活,教育的目的即是满足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陶行知还说过:“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生活即教育”要求重视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强调二者的不可分离,表现出对八股传统教育的批判精神。

2.“社会即学校”

主张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教育,“以社会为学校”,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的范围:“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同时“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主张走出校门,接触生活和社会,在大社会和群众生活中向群众学习。他曾经在诗中提到:“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课堂”,对这种青天为顶、大地为席的社会教育进行了讴歌。

3.“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发展了杜威的“做中学”思想,提出教学做合一的观点,“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做。教和学都以做为中心。”主张教和学都应该围绕生活实践这一中心而进行,认为劳力和劳心的结合才能获得“一切发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

问题四:杨贤江的教育思想有哪些?

回答:

1.关于教育的本质

杨贤江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它“以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起源于生产劳动的需要,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同时教育又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教育也有率先领导或促进的功能”。

2.批判错误思潮

在正确认识教育本质的基础上,杨贤江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教育观点——“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这几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论调是对教育的错误认识,教育总会受到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制约,“教育神圣”只是统治者的圈套,统治者是利用教育为自己谋利益,并且“利用教育以愚民”,“教育真不过是卑贱的事业”;“教育清高”是把教育与政治、劳动隔绝;事实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不自知的说法;“教育中正”是为教育远离是非不议政事寻找的借口,中正只可能徒有其名;“教育独立”自有历史以来即不可能,教育“永远独立不住”,不会脱离政治而存在。

3.关于教育的作用

杨贤江认为,教育可以起到“率先领导或促进的功能”,但是“教育绝对不会也不能超越了时代与环境”,教育的可能性存在着限度,基于这种观点,他对于当时的“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等观点进行了批判,说教育“有非凡的本领,有超越一切而独立特行的存在,不是梦呓,也准是夸大狂”。空谈教育救国以及主张先教育后革命是非常有害的,是放弃革命的做法。杨贤江指出,只有革命才能救国,不能用教育代替革命,但是革命中也不能没有教育,教育是革命的武器之一,应该在革命中促进革命纲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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