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之后的冯桂芬和郑观应等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就曾在《采西学议》中写道：“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由于洋务派主要由具有买办性质的封建官僚组成，其思想中既有学习利用西方的成分，又保留着封建保守的基调。如早期的洋务派代表曾国藩就既表现出封建卫道者的姿势，又认为“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李鸿章也提出，“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并派遣中国学生留学欧洲学习军事技术，以“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这些观点实质上都是中体西用的观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思想，也是洋务教育思想的核心。1898年4月，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对这一思想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这实际上也是整个清末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县人，曾任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两湖总督，还曾作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主持全国教育工作，直接参与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对于清末教育影响很大。他在19世纪80年代逐渐投入洋务运动，是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

1898年，张之洞著成《劝学篇》，提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也”;“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中学”最重要的是纲常伦理，“西学”则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和“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张之洞提出“西学”包括“西政”，比之前的洋务派认识有所深化;但他所认识到的只是表面的一些制度和规章，和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做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在坚守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先进律例和先进技术，作为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张之洞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的思想有利于促进资产阶级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但其出发点仍然是维护落后的封建统治，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进步思潮的发展，终将为社会所淘汰。

19世纪60年代开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逐渐发展，最终于19世纪末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的思想在源头上与洋务教育思想相同，都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他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洋务派仅仅停留在实用技术和浅层律例的层面，而维新派则认为要改革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改革。维新派认为，只有进行改革，中国才能有出路，而改革的根本和关键在于教育。他们尖锐地批评封建社会用以维护自己存续的纲常名教，抗议“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竭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变革传统的封建教育，全面学习西学，仿照西方学制建立系统的各级学校。其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提出了系统的维新思想，成为维新教育的代表人物。

（一）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幼年接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熏陶。22岁时游历香港，开始接触资本主义文化，“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此后开始研究“西学之书”，重视学习西学。

1888年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自己的政见，结果被保守派扣压。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兼授中西学，宣传自己的维新主张，讲学期间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虽然失败却轰动一时，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此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清帝，要求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促成并领导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思想却更趋保守，仍然坚持改良主义，组织保皇会，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又发表尊孔复古舆论，为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在维新运动期间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康有为十分重视人才和教育的作用，他说：“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他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要废八股、变科举。“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攻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1898年，他向皇帝递呈《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促成了八股的改革和最终废除。

康有为还积极倡导兴办学校，“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在《请开学校折》中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希望仿照西方学制建立各级学校：乡立小学，7岁以上儿童入学学习文史、算术等;县立中学，14岁入学，分初、高两级各两年，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外，还学习实用学科和外语;中学后有专门学校和大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也可以进入大学，主要学习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他提议将书院、祠庙等改为新式学校。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兼习中西”。最终实现“人人知学，学堂遍地”，以至“国势日强”。

康有为积极介绍西学，在万木草堂的科目中就有很多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内容。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翻译西书的主张，“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促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

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描绘了他所想象出来的大同之世、万世乐土的美好蓝图，构筑了从人本院、育婴院到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公养”、“公教”的学制体系，表达了他乌托邦式的教育理想。

（二）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熟悉传统典籍，但青年时期开始接触西学，1891年入万木草堂学习，后又兼任部分教学工作，追随和协助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梁启超参与了“公车上书”，又与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时务报》等，并任《时务报》主笔，发表了《变法通议》等著名文章。1898年作为维新变法的骨干，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积极倡导教育改革。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也逃亡日本，在宣传资本主义学说的同时，坚持改良立场。1905年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激烈论战。辛亥革命后回国，五四运动时反对复古，20年代后主要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曾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主要著作有《饮冰室合集》等。

梁启超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地位，提出：“中国之兴首在变法，而变法之本尤在育才。”他着重强调了教育“开民智”的作用，“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把兴学校和开民智看做是救亡图存的关键。

梁启超又提出了“新民”的教育宗旨，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爱国心、独立性、公共心和自治力的“新民”，认为“新民”包括民智、民力、民德三个方面，其中民德最为重要。培养出这样的民众，就可以实现社会的改良，国家的兴盛：“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值得注意的是，他非常强调师范教育，在《变法通议》中还设师范专题，专门阐述了有关师范教育的主张。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得到了启示，认识到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提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先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他还介绍了日本的师范体制和课程，主张仿照其制度，加以修改补充。在他提出的教育制度体系中，师范学堂也占有一席之地。

梁启超在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方面提出了独到的主张。他借鉴了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权的思想，提倡女子教育。他说：“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问题。1898年，还参与了中国最早的女学——经正女学的创办，拟《倡设女学堂启》和《女学堂试办略章》，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实施。

在儿童教育方面，梁启超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在《变法通议》中专辟《论幼学》一章，主张儿童教育应由浅人深、由易到难，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主张培养儿童学习和理解的兴趣，而不是仅仅死记硬背。他还为儿童教育拟定了课程表。

（三）严复的教育思想

严复(1853-1921)，原名本初、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封建儒学家庭，幼年从儒师。后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成为第一批留欧学生之一，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深受进化论的影响。1879年回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随后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直至总办，到1900年才离开该校。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阐述改革变法主张，1896年还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之后又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等名著，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著名人物。他曾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但在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只担任了几个月校长就辞职了。在政治上，严复也坚持改良，反对革命。

严复和其他维新派代表一样主张教育救国。他说：“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望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要。”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素质，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只有这三者具备，才可以算得上是“真国民”。这其实是一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但在三者的具体地位问题上，与梁启超不同，严复主张把“开民智”放在第一位，突出了“愈愚”的智育的基础性作用：“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新民德”乃“三者之最难”。严复强烈抨击僵化的科举制度和腐朽的封建学风，他说：“如今日中国之不变法则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他认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应当立即予以废止。“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之高阁也。” 与此同时，他高度赞扬西学，主张“西学西用”，教育必“皆有事于西学”，表现出强烈的“西化”倾向。他翻译了各种西学书籍，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社会科学，还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体系和治学研究方法。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表达了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并拟定了一套简略的“教学方法”，阐述了对师资和课程的一些主张，表达了他“融会中西”和“体用一致”的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