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提倡权力制衡

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④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

⑤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康有为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等具体设计。

⑥教育思想

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主要途径，所办万木草堂以“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教育宗旨。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力陈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注重八股、试帖和楷法的危害，请求光绪帝令“今乡会重试，请改试策论”。并且进一步提出废科举，兴学校。他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具体办法是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立高等学堂，京师立大学，并分设海、陆、医、律、师范等各专门学。

二、戊戌变法时期的社会思潮（下）

1、梁启超

（1）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早年受过传统的封建儒学的教育。从18岁起，他接触到《灜环志略》等介绍西学的书籍。1891—1894年，曾就学于康有为所主持的万木草堂，深受其变法维新的思想影响。甲午战后，因忧愤时危，开始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的宣传和组织活动。1895年，他参加强学会，并为《中外纪闻》撰稿，从此崭露头角。1896年，任《时务报》主笔，撰写了《变法通议》等大量脍炙人口的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1897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创办《湘报》和《湘学新报》，提倡新学，批判旧学，鼓吹变法。他的作品后来被编纂为《饮冰室合集》，内分《文集》和《专集》两部分，是研究著者思想的重要资料。

（2）梁启超的变法思想

①关于如何变法，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也主张从“根本”入手。他在《变法通议》里，专门论述“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揭露洋务派所谓“新政”的要害，在于“行之而不知其本”。但是，康梁对于“根本”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康有为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改变政体。梁启超则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育人オ”、“开民智”，而为了“育人才”、“开民智”，就必须废科举，兴学校，培养人才。

②梁启超变法理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加以表述，如他明白地把“三世”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为政之世”，又把“一君为政之世”细分为“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为政之世”细分为“有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总称为“三世六别”。他认为，今日美、法两国属于“民为政之世”，中、俄、英、日等国属于“一君为政之世”，然合全局而言，则仍为“多君为政之世”。在他看来，这“三世六别”只能按照各个阶段和层次顺序演进，不能逾越，如中国只能由“君主之世”进入“君民共主之世”，不能越级进人“民为政之世”。就是说，只能行君主立宪，不能行民主共和。

③梁启超的赋税思想，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谭嗣同

（1）简介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2）谭嗣同的《仁学》

①《仁学》中的民权思想

a.以“民择君”的“共举论”，否定“君权神授”的传统说教。他认为，生民之初，只有“民”而“无所谓君臣”，所以有“君”，是因为“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因此是“民择君”而“非君择民”，是“有民而后有君”而非有“君”后才有“民”。

b.以“民本君末”的民权论，否定君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指出，君、臣与民之间是基于“通功易事”的关系，不存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不仅如此，“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这种以“民”为本位而把“君”降到从属于“民”的地位的思想，是以民权思想反对封建君权的理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