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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三:沈西蒙《霓虹灯下的哨兵》——军事题材戏剧的新突破




一、作者简介

沈西蒙(1920—2006),出生于上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从事抗战演剧活动和战地文艺工作。这一时期他自编自导自演过歌舞剧《买卖公平》,报道剧《盐城之战》、《重庆交响乐》等,还与夏征农、吴天石合作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三幕剧《甲申记》。新中国成立后,沈西蒙在部队担任文艺组织领导工作,曾任南京军区文化部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等职,先后创作大型话剧《杨根思》、《战线》,与沈默君、顾宝璋合作编写了电影剧本《南征北战》,离休后,创作了表现部队生活的小说《山外有山天外天》。

漠雁(1925—),原名栾为伦,笔名韧凤,山东福山(今烟台)人。1942年走上革命文艺创作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话剧《群策群力》、《气壮山河》等的演出,发表了长诗《白衣战士》。1957年参加著名影片《柳堡的故事》的拍摄,并在片内扮演反面角色“刘胡子”。1962年参与编剧并导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宋指导员的日记》(合作),1983年获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和全国优秀话剧奖。导演话剧《杨根思》、《布谷鸟又叫了》,歌剧《白毛女》。剧本《城下城》获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剧本创作奖,《淮海大战》、《宋指导员日记》、《故乡情》均获解放军优秀剧本奖。

吕兴臣(1925—),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建国前夕随军进驻上海,曾发表以“好八连”生活为题材的通讯小故事《针线包》、《行军锅》、《好班长》等,还创作了《两个战友》、《弹着点》、《茅屋的故事》等短篇小说。1959年,时任部队记者的吕兴臣发表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此后“好八连”的事迹被编写成剧本搬上了话剧舞台。

二、作品导读

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九场,约5万字),由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集体创作,沈西蒙执笔,发表于《剧本》1963年第2期。

主题意蕴:《霓虹灯下的哨兵》取材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事迹,以上海解放初期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故事背景,描写1949年5月至1950年10月中国革命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生活。剧本描写了人民解放军一个英雄连在刚解放的上海南京路上站岗,以陈喜为故事中心,他和特务曲曼丽、战友童阿男、女友春妮的矛盾构成贯穿全剧的敌、我、友三条线的冲突。以“腐蚀与反腐蚀”斗争为主线,以敌特妄图破坏上海市的盛大游园会为中心事件,描写我军某英雄连队在“冒险家的乐园”里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潜伏的阶级敌人开展斗争的故事。

作品分析:剧作反映了连队由战争向和平环境的转折中出现的众多新问题:排长陈喜被南京路上的“香风”吹昏了头,冷落了前来连队探亲的妻子春妮;新战士童阿男弃离岗哨陪女同学去国际饭店吃喝,受到批评后又逃离连队;老战士赵大大闹情绪要求调离连队上前线打仗。剧作通过由连长鲁大成、指导员路华、炊事班长洪满堂三人组成的连队党支部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反映了解放初期上海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历史现实。陈喜等人终于在上级和家人的批评下彻底觉悟,一年以后,三排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新任务。一批成长起来的新战士接替了坚守南京路、保卫大上海的任务。在礼炮的轰鸣中,在亲人的簇拥中,三排解放军战士,唱着嘹亮的战歌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艺术成就:首先,剧本在题材开拓和艺术构思上有新的尝试。它描写和平建设时期军队所面临的一场特殊战斗,即在改造、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实现部队的自我完善。它突破了军营生活的狭小圈子,把部队生活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外部世界风云变化与战士内心世界的波动联系起来,开阔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视野。其次,在戏剧结构上,它以部队内部思想斗争为主线、实线,以敌我斗争为副线、虚线,虚实相间,错落有致,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及人物之间的特写关系,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剧情围绕陈喜的转变微妙曲折地进行,运用典型细节和写意手法,通过一条扁担,一双布袜,一个针线包、一束花、一件衬衣等揭示人物精神世界,推动剧情发展,在冲突中刻画各类鲜明的人物形象:内秀的路华、直爽急躁的鲁大成、憨厚单纯的赵大大、自傲虚荣的陈喜、勤劳温顺的春妮等。最后,个性化和生活化的戏剧语言富有哲理性,耐人寻味。该剧于1964年获优秀话剧剧本奖,同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前身)将话剧改编成了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在当时被认为在反映时代生活、部队生活、塑造人物和艺术探索上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其现实教育意义也得到了充分认可。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前线话剧团的演出,接见了演职人员并做出了重要指示。评论者也注意到了剧作在表现陈喜等一些人物的思想根源方面的不足,以及反面人物的刻画所存在的脸谱化等问题。学者洪子诚对《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当时受到评论界推崇的剧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它们“赋予了日常生活以宏大的政治含义,试图规范社会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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