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简要说明《茶馆》新颖而独特的戏剧结构。

回答：《茶馆》最大的特色是新颖而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戏剧结构。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下，三幕戏相对独立，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达70多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浓缩在“裕泰”这所普通的茶馆之中。作品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只是聪明地截取了三个横断面，巧妙地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种“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特点在于：不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线索，而以人物活动为结构要

素，主要人物从中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次要人物两代相承；龙套闲人根据剧情需要来去自由；每个角色自说其事，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事相连。如此一来，主次分明，线索清晰，在大时代的纷乱背景上，凸显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成功地表现了重大的主题。

问题二：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是《茶馆》中仅有的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点？在作品中的作用又是什么？

回答：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的掌柜，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也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走上绝路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集中体现了茅坑人的挤压和逼迫，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

常四爷是底层旗人的代表，在满清时虽吃皇粮，却被摒弃在统治阶层之外。他性情刚烈，出言无忌，他的爱国热情使他正义耿直，义愤激烈。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秦仲义是一位立志搞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一张嘴离不开生意经，把比他年长的王掌柜称为“年轻小伙子”这完全是一副东家的派头，自负又萧洒的性格特点。一个财大气粗的维新资本家，在这场“舌战”中，他不卑不亢，表面上对庞太监奉承、谦和，内心中流露出对其不敬和鄙视，显露出继续较量的勇气。最后，他的工厂被国民党政府抢去，被当作“逆产”没收了。这个形象反映了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命运。

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三人按各自的众生哲学奋斗一生，最终殊途同归，悲凉谢幕，他们的命运是那个时代普通人命运的缩影和概括！

问题三：结合《布谷鸟又叫了》，谈“第四种剧本”的文学史意义及价值。

回答：“第四种剧本”，得名于剧作家刘川的评论文章《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指的是我国50年代中期（主要是1956、1957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中，除去概念地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与敌人的军事斗争”）之外，涌现出来的“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另一种剧本。主要代表作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此外，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王少燕的《葡萄烂了》、李超的《开会忙》等剧作，因其相似的创作倾向，也被看作是“第四种剧本”。其主要特征首先表现在题材的拓展上，除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之外，还描写工农于部、知识分子等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等等；其次，突破当时话剧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套子，代之以对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第三，主题大多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第四种剧本”是指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剧作家勇闯禁区，大胆干预生活，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成果，成为当时突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较为成功的作品。

问题四：结合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简析剧作对军旅题材戏剧的新突破。

回答：首先，剧本在题材开拓和艺术构思上有新的尝试。它描写和平建设时期军队所面临的一场特殊战斗，即在改造、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实现部队的自我完善。它突破了军营生活的狭小圈子，把部队生活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外部世界风云变化与战士内心世界的波动联系起来，开阔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视野。其次，在戏剧结构上，它以部队内部思想斗争为主线、实线，以敌我斗争为副线、虚线，虚实相间，错落有致，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及人物之间的特写关系，构成尖锐的戏剧冲突，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剧情围绕陈喜的转变微妙曲折地进行，运用典型细节和写意手法，通过一条扁担，一双布袜，一个针线包、一束花、一件衬衣等揭示人物精神世界，推动剧情发展，在冲突中刻画各类鲜明的人物形象：内秀的路华、直爽急躁的鲁大成、憨厚单纯的赵大大、自傲虚荣的陈喜、勤劳温顺的春妮等。最后，个性化和生活化的戏剧语言富有哲理性，耐人寻味。该剧于1964年获优秀话剧剧本奖，同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前身）将话剧改编成了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在当时被认为在反映时代生活、部队生活、塑造人物和艺术探索上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其现实教育意义也得到了充分认可。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前线话剧团的演出，接见了演职人员并做出了重要指示。评论者也注意到了剧作在表现陈喜等一些人物的思想根源方面的不足，以及反面人物的刻画所存在的脸谱化等问题。学者洪子诚对《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当时受到评论界推崇的剧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它们“赋予了日常生活以宏大的政治含义，试图规范社会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