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女，山东海阳人，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万字，出版单行本四十余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曾三获鲁迅文学奖，并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二、作品导读

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初刊载于《收获》杂志，2005年第6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小说发表后，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

主题意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迟子建怀着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小说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作品分析：小说以鄂温克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口吻讲述的。“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作品的一开头就带有浓重的宿命色彩。作品为四个部分：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时间跨度近百年，小说中的人物更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出生和方式迥异的死亡，使整部小说充满着死亡的气息。

作为黑龙江流域一个古老的民族，鄂温克给人的感觉是神秘而又奇特的。作者用她史诗般的笔触向我们演奏了这个居住在大森林中的民族的“命运交响曲”：“清晨”、“正午”、“黄昏”和“半个月亮”四个乐章，象征着鄂温克这个游牧民族从原始自然向现代文明跨越的过程。“在勒拿河时代，我们有十二个氏族，而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代，我们只剩下六个氏族，众多的氏族都在岁月的水流和风中流散了。”作品的开始向我们暗示着鄂温克曾经的繁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无法让人相信自己的民族曾经有过那样美好的时光了。虽然这里的人们还固守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但现代文明的侵蚀已经无孔不入。这个酋长的女人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不同时期“乌力楞”四代人经历的生离死别。

生态反思与现代批判：鄂温克人曾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片美丽的山林中过着伊甸园般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河流、山林、白雪、篝火、清风、明月、星空、苍天、大地、渔猎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词。他们放养驯鹿，打猎、捕鱼；住在能看到星星的“希楞柱”里；迁徙时把剩余的东西放在“靠老宝”，解决后来人的困难；他们有无私的具有神力的萨满负责整个氏族的生老病死和一切喜悦和忧伤。这里的民风纯朴，从不为大自然添加任何负担，过着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生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作为生活在山林中的弱小民族，并不能使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幕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伴随着社会动荡和急剧改变，民族历史及其生存方式正日渐消逝。尽管远离尘世，但严寒、猛兽、瘟疫等灾难不时侵害着这个群体，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也日益逼近这山林族群，种种现代文明挤压着他们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鄂温克人虽在命运面前做出殊死抗争，终归还是留下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嗟叹。现代文明的张力何其巨大，其渗透力何其坚忍。在工业化时代，文化的整齐划一取代了多元并存，弱势文明做着怎样的坚守，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同化的厄运。对鄂温克这个丛林民族来说，现代化进程使他们走出密林的同时，也使他们的历史湮没在正在遭受着毁灭的密林中。

《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是一部鄂温克民族百年的历史传奇，更是“一曲与大自然同生死的人类的挽歌”。鄂温克族生活在北中国边地森林里，他们信奉“蕴含着丰富生态智慧的萨满文化，他们以放养驯鹿和狩猎为生，在“万物有灵”观念引导下，过着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生活。但现代化进程却使生活在山林中的弱小民族不能独居世外桃源：随着“林业工人进驻山里”，“伐木声从此响起来”，山林遭到毁灭性的开发，“一条又一条的运材路被开辟出来”……现代人对自然的疯狂攫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失衡：“树木因砍伐过度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山风却越来越大。驯鹿所食的苔藓逐年减少，我们不得不跟着它们频繁地搬迁”，鄂温克族昔日和谐宁静的生态家园日益被“文明人”的强烈干扰而彻底陷落。在现代文明的“围剿”下，鄂温克人不仅失去了家园，更丧失了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一个传奇结束了，神性的鄂温克民族正如小说结尾处鄂温克老奶奶眼中掉到地上的半个月亮一样，沾满现代文明的尘埃。

对鄂温克民族的无限悲悯，对鄂温克历史的“返魅”与“去魅”，体现了迟子建对“文明”的深刻体认：“我哀婉的是，我们常常把一种理想生活排斥在我们认定的文明生活之外，这是可悲的，我们这样判断文明是偏颇的。像我写的这支鄂温克部落，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宗教等，他们建立了很完整的生命观、宗教观、艺术观，可是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却要把这种东西全盘地化解掉，这是野蛮人的行为”（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