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分析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意蕴

回答：小说以我国当代1975年到1985年的社会历史生活为背景，通过对陕北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姓人家的父辈和儿女两代人生活、命运沉浮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从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到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从把农业人口死死地捆在黄土地上到大量农村剩余劳力涌向城市，从别无选择地当农民到有可能依靠个人的奋斗和利用客观机会改变人生的巨变，展现了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前后长达十年间的社会历史风貌。同时，还通过一代乡村青年的劳动与爱情，追求与挫折，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交织、缠绕，深刻地展示出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

问题二：简析以《烦恼人生》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的艺术风格。

回答：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烦恼人生》无论从艺术风格还是表现手法来看，都显示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注日常生活。在作品中看不到重大事件和历史风云的变幻，只有我们天天都可以遇到的生活琐事：吃饭、挤公共汽车、上班、照顾孩子、给老人祝寿等等。小说真切细腻地描摹了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日常生活及烦恼的心理状态，让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走近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审视自己的生存境遇，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

其次，平易通俗的语言。池莉为了真切地展示生活的世态、人情，运用世俗化的平易的语言，注意语言的本真彩色，不回避粗俗，使小说在原汁原味的生活中显现出独有的情趣。比如，在轮渡上工人之间的对话：“去蛋！什么体力脑力”，“中听有屁用！人家周继红，小丫头片子，就凭一个斤斗往水里一栽，一块金牌……”几句生动有趣的粗言俗语把普通工人豁达、质朴的性格勾勒得十分清楚、真切。小说中，印家厚与妻子的对话同样充满了浓重的生活情趣。

第三，生活流式的叙述形态。现实生活本来就具有的节奏性、随意性和多变性，为生活流的技巧运用提供了展示日常生活之美的可能性。池莉凭借自己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虚构能力，把现实生活秩序打碎后按照特定的艺术规律重新组合，建立起了一个“仿真想象”（池莉语）的生活空间。比如，印家厚早晨排队洗漱、上厕所的生活细节，既突出了因狭窄、拥挤的住房条件，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冷漠，又保留了现实生活得快节奏、随机缘的原生态；公共汽车上的拥挤和争吵，既反映了城市交通的超负荷与人们紧张的心理，又透露出生活流程自身的节奏性和偶发性，还增加了读者阅读的亲切感。

问题三：简析小说《红高粱》的艺术成就。

回答：首先，《红高粱》在艺术上采用了新的叙述方式。叙述人“我”和故事之间有着一种奇特的张力，他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者，通过“预述”等方法打破时间的连续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间之中自由穿梭，使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故事人物和叙述人之间产生极大的艺术张力，从而也使《红高粱》对于历史的复活并使其充分主体化和心灵化的特点更加鲜明。其次，小说里充满了感官印象的大肆描写，暗合了作品中生机盎然的自由精神。第三，作品中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的大量出现，显示了作者超常的语言运用能力。

问题四：简析汪曾祺创作所受影响及其艺术发展轨迹。

回答：与同时代其他小说相比，汪曾祺的《受戒》表现出了鲜明、独特的风格，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也许这篇小说太不像小说了，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既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也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只是有一些平淡的情景和人物素描。但偏偏就是这种不经意的轻描淡写，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阅读兴趣，人们不禁惊讶地问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首先，作品选择了一个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相对疏离的生活作为描写对象，努力去营造一个美丽而温馨的艺术世界，使被现实缠绕得疲惫身心获得暂时的宁静和抚慰，并且得到某种生活和审美的启示。在小说中，汪曾祺描写了一个与现代社会、政治相隔绝的世界，那里的民众民风淳朴、自然洒脱，那里的生活恬淡、自然，没有人际的纷争和喧嚣，到处充满了美好的人情和人性。无论是明海、小英子，还是明海的舅舅、荸荠庵里的和尚，都是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这样的生活场景，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激起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其次，作品还将风物、习俗和民情等传统文学中视为次要的、只起烘托作用的事物，提高到了与人物相等的地位，成为审美观照的主体对象，让人们在欣赏人物形象的同时，欣赏到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风俗形象。风物、习俗和民情，既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展示其性格的空间，更是小说与众不同的展示对象。汪曾祺淡化了小说的时间，却突出了对风俗民情的描写。无论是江南水乡的风情，还是农家子弟“做和尚”的选择；无论是荸荠庵中和尚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小英子与明海的玩耍、劳动，都显得那样的洒脱、自然，那样的真实。如果没有这样独特的风物、民情的展示，小说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就不会那样动人，也不会收到那样独特的审美效果。

再次，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为了使小说更接近生活的原貌，更富于情趣和韵味，汪曾祺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来结构小说，而是采取了一种散文化的写法。无论是素材的选取、结构的安排，还是语言的运用，都充分表现出作家的匠心。生活中的人物、事件往往是不期而遇、不闻而闻的。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也都是自然得之的，它们或是作家的亲历、耳闻，或是作家的独特感受，总之，都不是为写小说而特意采集的。在结构上，作家不求严谨，而追求自然，只是把人物、事件从容地还原成生活原来的样子，再娓娓道来的讲出。

最后，语言上，则既追求生活口语的鲜活，又讲究文学语言的精妙简雅，有大自然的野性灵气，却无雕琢的机心，极具情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