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已经学完了本章的两个知识点，下面老师把本章学过的知识要点归纳一下。

20世纪40年代，公共行政学在现实领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者展开了对正统行政学理论的反思，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类似自然科学的行政科学。但是此类以政策为主导的研究思路是建立在对价值因素的全盘祛除的基础上的，因此直接地削弱了公共行政学这一学科的共识根基，使学科中弥漫起了危机与彷徨。面对这样的学科发展状况，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沃尔多（Dwight Waldo）再次强调了行政研究中历史和文化视野的重要性，并将民主等规范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蒙等行为主义学者的“规范性”研究路径。

沃尔多被公认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核心人物及近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科学家之一。他不仅在公共行政学的内在本质和学科发展史方面造诣颇深，而且始终致力于培育和引导后辈学者，因此也被尊称为“公共行政学的前辈”（Doye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沃尔多对政府的所谓科学性和技术性持批判态度。他与西蒙在1952年进行的围绕公共行政研究路径的辩论，堪称近百年来公共行政学说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争论。这场被后人称为“西沃之争（the Simon-Waldo Debate）”的学术争论基本上确定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公共行政学是公共的，所以必须立足于价值理性，公共行政学同时又是行政的，所以必须依赖技术理性。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是永恒的。西蒙的技术理性路径根植于现代性宏大叙事背景下，解决的是公共行政学如何前进的问题，而沃尔多的价值理性路径则立足于民主宪政传统之中，探讨的是公共行政学向何处前进的问题，因此无论哪种路径对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之间唯有真诚地对话，方能共同推进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1968年，在沃尔多的倡议和资助下，33位年轻的公共行政学者齐聚于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以反思的视角回顾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讨论了公共行政所面临的问题，并展望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在会上，学者们将正统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和二战后重新建立的公共行政理论称为“旧的公共行政学”，而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运用现象学方法、本土方法论符号互动论及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等新的研究方法，并强调以“公共性”为研究中心的公共行政理论命名为“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派由此诞生。相较于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有效的、经济的和协调的行政管理系统”的追求，新公共行政学则以“变革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的影响因素和组织结构”为使命。因此，如果说沃尔多对于价值因素在公共行政学中回归的贡献集中在方法论方面的话，那么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则切实承担起了将社会公平等价值因素带回到公共行政学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