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已经学完了本章的两个知识点，下面老师把本章学过的知识要点归纳一下。

在理论奠基和原则框架建构任务完成后，公共行政学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其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原则不断扩充、学科的地位也有了长足的提升。在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学者们不仅在学术界获得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且在实践层面的政府改革进程中拥有了实在的话语权。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

但是这种繁荣的景象在20世纪40年代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发端于实践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二战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开始了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与之相适应，各国政府在权力分配、组织结构和职能设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面对上述变革时却显得苍白无力，严格依照正统行政学理论及具体行政原则进行改革的政府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陷入束手无策的状态。具体来看，在组织内部，政府难以真正地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热情，致使工作低效；在组织外部，政府则往往无从预测公共事务的走向，使得政策滞后。上述非正常的行政现象直接推动了学界对于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反思，正统行政学理论重组织结构研究，轻个体行为分析；重内部系统研究，轻外部环境分析；重规律原则探寻，轻周密科学分析等缺陷开始暴露出来。以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巴纳德（Chester Irving Barnard）和西蒙（Herbert A Simon）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者立足于对于“个体及组织的行为”的研究，渐进式地展开了对于正统行政学理论的全面批评。挑战与危机成为描绘本阶段公共行政学发展状况的关键词。

福莱特是最早对于公共行政系统中的“人”加以研究的学者。福莱特在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的都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种综合性的学科背景，使她可以将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于一个问题域中。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她承认传统研究视角对于公共行政组织结构、职能以及原则探索的必要性，但是认为组织的具体运作同样值得研究。福莱特指出，公共行政活动最后依托的主体和作用的客体都是个体化的“人”。因此，要探索公共行政活动的秘奥，就必须先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即“组织想让人们（无论组织内外）做的是什么？”以及“组织如何科学地对人们的工作和社会交往给予控制和引导？”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她展开了对个体，特别是处于组织中的个体的行为的研究。巴纳德是一位享誉 全球的知名管理学家。他将社会学概念应用于行政活动分析过程中，在对行政人员职能和工作过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组织结构为研究重点，创造性地开创了以“协作”为特征的系统化组织理论。巴纳德的理论研究带有鲜明的实践色彩。巴纳德指出，他对于组织的研究就是根植于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组织失灵、失败、混乱、破裂和崩溃”等现实问题的，因此，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组织变革与重组展开。具体来看，“组织中的领导方式、目标与目的、工作方式、方法与过程、结构、规章以及人事等各个方面的变革”都是巴纳德所致力研究的重要领域。

以福莱特和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学者对于“权威”、“组织”等公共行政关键概念的更新虽引人入胜，但是更多地被学界理解为一种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野的“增益性”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地触及正统行政学理论的根基。真正改写学科研究范式，带领学科走出“探寻原则和规律”观念桎梏，引领学科跨过“正统时期”的学者，当属理性决策理论的代表赫泊特·A·西蒙。西蒙在学术界素有“跨学科旅行家”的盛誉。他的学术研究横跨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并在几乎所有学科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西蒙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以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在公共行政学领域，西蒙主张以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为着眼点，以源于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展开研究。因此，西蒙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所引领的理论流派也被称为行为主义行政学派或逻辑实证主义行政学派。具体来看，西蒙的公共行政学说由公共行政研究方法论、决策理论和组织理论三部分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