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遭到了怎样的危机？

回答：

在理论奠基和原则框架建构任务完成后，公共行政学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其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原则不断扩充、学科的地位也有了长足的提升。在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学者们不仅在学术界获得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且在实践层面的政府改革进程中拥有了实在的话语权。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

但是这种繁荣的景象在20世纪40年代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发端于实践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二战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开始了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与之相适应，各国政府在权力分配、组织结构和职能设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面对上述变革时却显得苍白无力，严格依照正统行政学理论及具体行政原则进行改革的政府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陷入束手无策的状态。具体来看，在组织内部，政府难以真正地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热情，致使工作低效；在组织外部，政府则往往无从预测公共事务的走向，使得政策滞后。上述非正常的行政现象直接推动了学界对于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反思，正统行政学理论重组织结构研究，轻个体行为分析；重内部系统研究，轻外部环境分析；重规律原则探寻，轻周密科学分析等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问题二：福莱特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野从组织原则转向个体行为有何意义？

回答：

与以往的学者们不同，福莱特将研究视野放在了公共行政组织运作的一般性问题上，放在了组织中的人的行为方面。福莱特希望为学界揭示出人类群体生活对于个体人行为的影响，指出群体的“额外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以“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全新管理观念。在这一思路下，福莱特更新了权力和权威等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石，主张建立起“通过情境的创造和运用，使人们自愿、主动地予以合作”的管理模式，这也是其理论贡献的核心内容所在。尽管后世不乏对于福莱特理论可操作性的质疑，甚至有人将之视为“幻想”，但是没有人可以否定她别开生面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管理理论的事实。福莱特不仅系统地梳理并阐释了泰勒等人的古典管理理论，而且开创性地阐明了组织过程中人的基本情感与力量，为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的研究者奠定了理论基础。

问题三：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是何关系？

回答：

巴纳德认为，无论所处行业和层次如何，组织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协作的系统。很明显，巴纳德对于组织的理解是以主体间的“协作”为基础的。以此为视角，巴纳德将组织划分为了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组织（Informal organization）。

巴纳德指出，“正式组织是指人们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一种协作”。正式组织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的交流等三要素而成立的。以此为视角，也有学者将组织定义为“通过沟通联系所有成员的有目的的协作系统”。以正式组织构成三要素的确定为基础，巴纳德开始探寻非正式组织的普遍原则。巴纳德认为，“非正式组织是指人的接触、相互作用和聚集的总合”，并进一步将非正式组织界定为“没有固定形态的，密度经常变化的集合体”。相较于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没有共同的组织目标和正式的组织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人们通过与工作有关的接触而形成的习惯、规范和情感因素“无意识”地连接在一起。在巴纳德看来，非正式组织不仅能够促使人们形成一定的态度、理解、风俗、习惯与习俗，而且还能够为正式组织的产生创造条件。“态度、习俗、风俗影响着正式组织，并部分地通过正式组织而表现出来。他们是同一现象的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就两者间关系来看，“正式组织的产生源于非正式组织，且对非正式组织至关重要；但一旦正式组织运行起来，反过来又导致非正式组织的产生”。由此可见，非正式组织是必然存在，且不可缺少的。管理者应该善于识别非正式组织，并将其运用于增进正式组织健康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