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导入：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言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威势以及驾驭臣下的权术，确保法令的贯彻执行，以此巩固君主的地位。他的主张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却又被他下狱受害。

知识讲解：

一、韩非子其人、《韩非子》其书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的诸公子，是当时儒派大师荀卿的学生。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因受李斯的谗害，被杀于秦。他的著作后人称作《韩非子》。他反对以血统为中心的等级制度，提倡“贵族”“民萌”（氓）平等，反对“用人唯亲”，提倡“用人唯贤”；反对儒家的“礼治”，提倡“法治”；同时还提出“术”（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和“势”（君主的权力）来和“法”相辅相成。

韩非的文章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很具特色的：严刻峻峭，周密细致。

《韩非子》现存五十五篇，通行的注本的清人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今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梁启雄的《韩子浅解》，搜集的资料比较完备，可以参考。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中韩非子生平部分

二、《韩非子》选读——《五蠹》

五蠹(节录)^[1]

儒以文乱法^[2]，侠以武犯禁^[3]，而人主兼礼之^[4]，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5]，而诸先王以文学取^[6]；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7]。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8]。虽有十黄帝^[9]，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10]，誉之则害功^[11]；文学者非所用^[12]，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13]，其父窃羊而谒之吏^[14]。令尹曰：“杀之^[15]。”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16]，报而罪之^[17]。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18]。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19]，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20]。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21]。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22]，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23]，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24]。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1]，自环者谓之“私”^[2]，背私谓之“公”^[3]，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4]。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5]，然则为匹夫计者^[6]，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7]。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8]；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9]。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10]。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11]；拔惠之行^[12]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13]，而美荐绅之饰^[14]；富国以农，距敌恃卒^[15]，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16]：举行如此^[17]，治强不可得也^[18]。国平养儒侠^[19]，难至用介士^[20]，所利非所用^[21]，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22]，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1]，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2]；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3]，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4]。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5]；赏其功^[6]，必禁无用^[7]；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8]。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9]。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10]，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11]，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12]，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13]，动作者归之于功^[14]，为勇者尽之于军^[15]。是故无事则国富^[16]，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17]。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釁^[18]，超五帝侔三王者^[19]，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1]，言谈者为势于外^[2]。外内称恶^[3]，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4]。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5]。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6]，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7]，则举图而委^[8]，效玺而请兵矣^[9]。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10]，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11]，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1]；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2]，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3]，事败则以富退处^[4]。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而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5]，而侥幸其后^[6]？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7]？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8]，而诛罚不必其后也^[9]。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10]。”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11]。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12]。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1]，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2]。今近习之请行^[3]，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4]，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5]，而致尊过耕战之士^[6]，则耿介之士寡^[7]，而高价之民多矣^[8]。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1]，盛容服而饰辩说^[2]，以疑当世之法^[3]，而贰人主之心^[4]。其言古者^[5]，为设诈称^[6]，借于外力，以成其私^[7]，而遗社稷之利^[8]。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9]，而犯五官之禁^[10]。其患御者^[11]，积于私门^[12]，尽货赂^[13]，而用重人之谒^[14]，退汗马之劳^[15]。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16]，聚沸靡之财^[17]，蓄积待时^[18]，而侔农夫之利^[19]。--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之利^[20]，亦勿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