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在文艺复兴的十五、六世纪,人文主义的思潮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艺术中体现为争取人的尊严和解放,赞美人的力量和雄伟;在威尼斯艺术中体现为追求现世的幸福和欢乐;而在北方——德国、尼德兰的一些画家身上,则体现为对黑暗的揭露和对暴力的讽嘲。这不但反映了地域和民族特性的差异,也反映了个人独特的天才。北方画家们所处的地域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南北方艺术产生了很大差异。
一.尼德兰的追寻
在十五世纪,弗兰德斯与北方的荷兰统称为尼德兰。虽受西班牙王的统治,但新教的势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强大。这一时期的弗兰德斯经济繁荣发展,市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生活稳定,因此文化艺术也随之发达。由于从中世纪开始流行的湿壁画不易保存,许多画家都开始探求一种更便捷、表现力更强的绘画材料,于是油画逐渐产生并在欧洲各国中发展和完善起来。13世纪以来许多地方的画家都从中世纪流行的湿壁画转向油画的探索。也有人认为油画的发明,是始于15世纪弗兰德斯的凡·艾克兄弟。虽然不能确定,但是弗兰德斯确实出现了不少精研油画技法的能手。更为重要的是,和德国相似,尽管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弗兰德斯的艺术也有所推动,但是它却保持着相当鲜明的民族特征。尤其在十六世纪初,出现了一位独树一帜的画家彼特·勃鲁盖尔。
被称为“农民画家”的勃鲁盖尔,并非出身于农村。他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结识了不少同代的文化名流,有时也出入于宫廷。二十五、六岁时,即游历于意大利,学习研究了许多盛期文艺复兴名家的杰作。可是,与其他到意大利学习的画家不同,人们很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与意大利各画派有任何明显的相近之处。他的画风淳朴、清晰,线条简练,颜色近于平涂,颜色鲜明,对比强烈,保留有许多民族特色。
在勃鲁盖尔的绘画题材中,很大一部分是描绘农民的生活、风俗和劳动,尤其钟爱乡村婚礼宴会的题材,人们在婚礼上跳民间舞,还描绘秋天的收割,冬天的狩猎等。他画的农民,虽然有点笨头笨脑,滑稽可笑,但同时又是质朴的,有着沉厚坚实的力量。圆浑的人物造型,由于舍弃了许多细节而含有朴拙之美。代表作品有《农民的婚礼》、《农民的舞蹈》等。他善于从农民的生活中提取出这种独特风格,并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三百年后法国画家米勒有很大的启发。勃鲁盖尔不仅擅长人物画,也可算是风景画的先驱。在当时,风景更多的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但是勃鲁盖尔却很重视对风景的表现,体现出了画家对自然界细致的感受。《猎人归来》一画中,冬日的雪原和枯树,是那么地苍茫而广阔,显示出这个民族的特质。
勃鲁盖尔喜欢画的另一类题材,是一些充满奇想的怪异的场面:《圣安东尼之诱惑》里,到处是妖鬼;《懒人的天堂》里,好吃的东西从天上掉到人们嘴里。在勃鲁盖尔的这些画中,表现出了博斯的影响。只是与博斯的怪诞和晦涩不同,勃鲁盖尔的画更加清晰易懂,却同样暗含着对社会的批判和揭露。代表作品《瞎子引路》,显然是对中世纪以来的经院哲学,以及传道士们种种谬论和愚行的讽刺。主教和神父们自称是代表上帝的“人民的引路人”,要这样一些蠢人来引导人们,岂不是很可悲吗?
尼德兰新教的盛行,遭到西班牙王多次镇压。入侵的士兵们经常任意掠夺和屠杀。这不能不引起热爱乡土的艺术家的愤慨。勃鲁盖尔的一些作品则反映出这些思想,如《伯利恒的户口调查》、《伯利恒的婴儿虐杀》等,以宗教画的形式暗示了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横征暴敛、残酷屠杀的情景。
二.德国的新貌
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他在绘画、建筑和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甚至将他的那个时代称为“丢勒时代”。德国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但同时也保留了较多本民族的艺术特点。所以,丢勒的艺术与波堤切利那种温柔缥渺的抒情气质相反,处处体现出冷峻、严谨的作风,敏感而具有探索精神。尤其精于木版画创作,把中世纪为印制圣经而延续下来的木刻图画,提升为版画艺术。
丢勒的木刻画,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版画融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体解剖知识和透视远近法的科学成果,使过去粗劣的木刻,一跃而为能够充分表现复杂场景和描绘细致的人物性格的艺术。严密而劲利的线条,足以明晰地表现任何形体,由细线组成的深浅调子,可以表现出立体的明暗和空间的层次。在丢勒以后,直到照相术发明以前,精细的木刻画一直成为印刷中图版插画的重要手段在丢勒所制作的大量版画中,最著名的《启示录》是能体现其艺术造诣的一组版画。这一组作品,是由他自己出版并制作了十五幅。虽然是他早期的创作,却充分显示了他的技巧和艺术想象力,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某些重大事件的态度。丢勒在这组版画中表现了他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灾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启示录的四骑士》。画面上第一个代表“征战”的骑士正拉弓射箭;第二个代表“战争”的骑士正举剑挥砍;第三个代表“饥荒”的骑士甩起空着的天平(没有东西可称了);第四个枯瘦的老头代表“死亡”。他们胯下的战马,正在无情地践踏着倒下的人群。十五世纪中叶,人文主义在德国广为传播,许多人开始向教会的权威挑战,反对神权。许多学者认为,《启示录的四骑士》是借圣经题材暗示了教廷的残暴不仁与对人民的压榨践踏。
在德国,虽然也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但是宗教势力仍然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精神信仰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但是本来信奉天主教(旧教)的丢勒,却同情和赞成马丁·路德的新教。他为自己的故乡纽伦堡所作的形象庄重、造型有力的《四使徒》画像,充分体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因为四个圣徒的选择和排列(约翰和保罗在画的前部,背景上是彼得和马可)都是按照新教的原则确定的。
在丢勒身上,宗教的观念是和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爱国和关心人民命运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行为上拥护新教,并不代表他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而是他思想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这从他一幅较早的《自画像》上也可以得到印证。丢勒是一位肖像画的能手,他被称为自画像之父,以精细刻画而著称。在《自画像》中,鬈曲的长发被刻画得极为精细。但是这幅画的特殊吸引力并不在此,而在于人物的精神状态。这幅自画像选取的是完全正面的角度,表情异常肃穆,散开披肩的长发和手的造型,处处都体现了基督造像的特征。如果说,米开朗琪罗在他的《最后的审判》中,是凭借英雄式的青年基督形象,来表达画家自己对于人世罪恶的审判,那么丢勒则似乎在表明他的艺术家的思想,是做个无愧于良心的人,这样的人“是和基督一致”的。肖像中丢勒敏感的手指正指着自己的心田,好像在说着马丁·路德讲过的名言:“我坚守立场,我只能这样做。”这是符合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的思想的。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有影响的画家,是比丢勒小二十六岁的汉斯·贺尔拜因(小贺尔拜因)。贺尔拜因虽为德国画家,却因著名学者埃拉斯莫的举荐,成为宫廷画家,在英国度过了大半生。他多次画了满身珠宝、傲慢残忍的亨利八世和他的廷臣们,为王后贵妇和她们的宫女们画像,还画了幼年时期的爱德华六世。
贺尔拜因也是位肖像画的能手,在他众多的肖像人物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以《乌托邦》一书而传名后世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和以《愚人颂》而闻名的埃拉斯莫的肖像。他同时还为这两部作品画了插图。莫尔爵士是位有理想、有骨气的学者,虽然被提升到近于首相的大法官地位,但因为反对亨利八世在婚姻上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愤而辞职。后来又为了抗议亨利八世独揽教权的行为而终遭砍头处死。贺尔拜因给他画的肖像,充分表现出他富有理想而又坚定果决的性格。
《埃拉斯莫》描绘的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在垂目著书,他的侧影显得沉着含蓄,亲切而庄重,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埃拉斯莫的思想传播到欧洲许多国家,尤其对英国的思想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幅作品,突出显示了贺尔拜因具有描绘内在性格的修养。画面上,除了帘幕上精致的花纹和作家手上华丽的大戒指之外,其余都是单纯朴素的色彩,使整幅作品充满了优雅高贵的气息。
丢勒精密的线描,直接地表现出他细致的观察力和繁复的构思,他的丰富的思维力是与某种热烈的理想结合着的;而贺尔拜因则显得更为冷静、客观,他大量的肖像画,准确地记录了十六世纪各种人物的服饰、外貌以及心理特征。但在他的画面上,仍能使人觉察到感情的力量,那些简明的线条流露出一种诚挚负责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