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物画的新发展

魏晋时期是我国绘画艺术逐渐迈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一些帝王将相或者文人知识 分子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参与其中，大大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据文献记载，专业的画家始于东吴的曹不兴以及西晋的卫协、张墨等人，他们以擅画而驰名。这一时期的绘画在表现生活和塑造形象技法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艺术风格上衔接了汉代绘画与南北朝绘画，这其中有两位艺术家师徒实现了美学风尚的转折，开启了一代新风，他们是曹不兴和卫协。

1.新风格的开拓者——曹不兴.卫协

曹不兴是东吴年间最有声誉的画家，也是记载中最早以佛画知名的画家。传说有一次他为孙权画屏风时，围观的人连连赞叹，他一时兴起，不小心误落了笔墨，于是他便顺手将其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时，竟然误以为真的有一只苍蝇在飞，便举手想将之赶走。这一故事，已成为一段画史趣谈，可见曹不兴绘画技巧之精湛。曹不兴最为擅长人物画，人物与佛像画都相当出众，当时因为有天竺的僧人来东吴传播佛教，进而传来了佛像绘画，他据此临摹描绘。曹不兴所画的佛像，被称为“曹家样”，其特点在于“画衣纹稠叠”，即衣纹稠叠如贴在身上一样，故有“曹衣出水”之说。曹不兴的绘画风格用线缜密、细柔，与汉画简朴、遒劲的风格大不相同。这种风范为其弟子卫协发扬光大。

卫协，西晋画家，师从于曹不兴，擅长绘画道释人物故事。白描细如蛛网，饶有笔力，被东晋顾恺之赞叹曰：“巧密与精思”，不仅用线细如蛛网，绘画内容也更加细腻。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论说：“古画皆略，至协始精”。从美学的角度看，自卫协之后的一断时间内，绘画从汉代古拙、雄壮、阳刚之美转化为巧密、婉约、阴柔之美。卫协的艺术成就对东晋的绘画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2.人物品藻与传神写照——顾恺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旧礼教崩溃，原有的社会秩序解体，人开始重新发现、思索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对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规范表示怀疑和否定。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自身的才情、风采、神韵取代外在的功业、道德节操受到尊重。美学风尚发生了转变，潇洒飘逸、秀骨清像，像“竹林七贤”式的人物成为理想人物，这是超越道德实用的真正的审美层面的评价。这种新的审美风尚无疑也影响到了艺术创作领域。

顾恺之，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出身于世族家庭。他博学多才、性格开朗、风趣，有才绝、画绝、痴绝的“三绝”之美誉。

《晋书•顾恺之传》中记载有这样一个趣闻，有一年春天，顾恺之要出远门，于是就把自己满意的画作集中起来，放在一个柜子里，又用纸封好，题上字，交给自己的朋友桓玄代为保管。桓玄收到柜子后，竟偷偷打开，一看里边都是精彩的画作，就把画全部取出，又把空柜子封好。两个月后，恺之回来了，打开柜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恺之惊叹道：“妙画有灵，变化而去，犹如人之羽化登仙，太妙了!太妙了!”后人从这件事说顾恺之是个书呆子，其实不然，顾恺之受过桓氏两代的照顾和信任，即使桓玄做了这种不够朋友的事，顾恺之也不愿影响他们的关系，因此他故意这样说。所谓“痴绝”，实际上是大智若愚。

顾恺之特别擅长绘画，多以肖像画为主，还擅于神仙、佛像、鸟兽、山水等。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关键在于眼睛的刻画。即“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对绘画的把握也很有分寸，据史书记载，顾恺之非常喜欢嵇康的四言诗，并因此创作了不少以嵇康四言诗为主题的图画，他经常说画“手挥五弦”易，画“目送归鸿”难。他每次画出的人物肖像，总是妙绝一时。

这种“传神”的笔法，是顾画的最大特色。顾恺之非常重视画人点晴的技巧。《历代名画记》上记载，顾恺之曾在荆州刺史殷仲堪那里做参军，他很想给殷画像，但殷因为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怕画出来不好看，就坚决推辞。顾恺之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坦率地对他说：“眼睛有毛病是没有关系的。我在画的时候，可以一样把瞳仁画清楚，画后只要用干笔在上面轻轻扫过，就可以画出你眼睛的特征，就象遮在薄云后面的月亮，将会更美。”殷仲堪听后很高兴，同时也表明了顾恺之在画人点睛方面，有很高的艺术技巧。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成就突出，他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顾恺之很重视对所绘对象的体验、观察，通过形象思维即迁想妙得，来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即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绘画及其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顾恺之的人物画大多是古代仕女、名流画像。其笔法如春蚕吐丝，轻盈流畅，遒劲有力，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顾恺之的作品没有真迹传世，流传到今天的代表作品《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图》等都是唐宋摹本。

《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文章《女史箴》而创作的长卷。张华作《女史箴》，旨在规劝教育宫廷中的妇女当遵循封建道德，宣扬对主当忠、对神当敬、对夫当从的女性箴条。才华横溢的顾恺之便将此名篇一段一段画成画，《女史箴图》由此问世。原画本12段，因年代久远，前三段散失，现仅存9段。在整个人物构图上均以细线勾勒，只在头发、裙边或飘带等处傅染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作品注重人物神态的表现，从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丰采。人物造型准确、动态自然，表情变化微妙。线条“如春蚕吐丝”，全画呈现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的运动感和飘逸的气息。

《洛神赋图》取材于诗人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曹植借写与神话中的洛神相会，表达他对所爱女子甄氏的思念爱慕之情。传说曹植和曹丕，一同爱上了袁绍的儿媳甄氏。曹操打败袁绍以后，把甄氏许配给了曹丕为妻。甄氏在曹丕处郁郁不乐，不久死去。曹植为此感伤不已，曹植在回归他自己封地的途中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洛神赋》，表达自己的思慕之情。

画卷的开始便是曹植在洛水之滨遥望，美丽的洛神出现在荡漾的碧波上。洛神一双眼睛含情脉脉，有无限的思慕愁怨之情，而岸边的曹植，雍容华贵，身旁有多人搀扶，眼神里同样流露出深深的依恋和惆怅。曹植在原来的诗篇中曾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来形容洛神在水上的飘忽往来，顾恺之将之形象化了，洛神或在水面凌波回顾，或在云间遨游，其神态之飘逸，衣带之摇摆，完全体现了顾恺之作画的特点。这幅作品不论从内容、人物造型、环境和笔墨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的瑰宝。

二.山水画的兴起

山水形象作为描绘对象，可以推到非常遥远的年代。远在西周，在帝王的衣服上就有山形的装饰纹样，有些器物上刻有山川云气纹，这些都属于工艺美术的范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山水形象都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形象由背景变为主休，以独立画种登上了中国画坛。

山水画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审美意识的发展，绘画题材的扩大，使山水成为画家们表现的对象；江南秀丽的山川，激发了艺术家山水画创作的热情；玄学的兴起，许多文人消极避世，归隐山林，沉醉于自然山水中，这是山水画兴起的最根本原因。 

顾恺之是中国山水画最初的开拓者和先驱。他在《画云台山记》这篇论文中向我们传达了人与景的关系不再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情形，而是合理地介绍了背景中山水的取舍、人物的比例关系、远近、明暗等技法上的运用。

山水画在南北朝时期勃然兴起，为我们呈现了一大批山水画画家及优秀的作品、文章。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当时独立的山水画作品存世，但可以从生活在此时的宗炳和王微这两位大家那里，了解当时山水画发展的历程。他们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得名的山水画家。

宗炳，刘宋时期有名的高士，他爱好游山玩水，而且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他徜徉山水，饮溪溪谷30余年，可谓终老山林了。由于他历览名山大川，体会山水真谛，因而画山水时，能够畅其神韵。著有《画山水序》，并且主张“畅神”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使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理论又前进了一步。

王微，刘宋时期山水画家，精通音律、医术，更擅于绘画。王微所著的《叙画》是关于早期山水画的重要文献，阐明了山水画写生的方法，他提出绘画应“以神明降之”，画山水画不是死板摹画，而应抒写自己的感情，这样才更具有生命力。王微认为绘画作品就是要以内在精神去捕捉和表现山水之美，这种创作和玩赏过程中的审美享受，是玩赏金石之乐无法比拟的。

顾恺之、宗炳、王微等画家开创了山水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主流的先河，为我国的山水画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