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之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指导中国革命。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也与之俱来。同样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教育问题，研究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说，堪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18年底，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春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2月，李大钊发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指出：现时社会工人阶级之所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完全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也开始发表《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和学生》、《俄罗斯底社会教育》等文章，陆续介绍苏俄教育的情况。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和天津的《觉悟》等期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也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教育思想的传播者。

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猛烈抨击旧制度和旧教育，积极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组织和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等，把教育作为引导青年和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工具，利用教育培养革命人才。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开始和中国自己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办一些教育机构开展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是中共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实践。

（二）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杨贤江（1895～1931）字英父（英甫），笔名李浩吾、叶公朴等，浙江余姚人，家境贫寒，10岁进私塾，次年进入新式学堂。1911年高小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17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应聘为南京高师学监处事务员，同时在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部的英文科学习，期间发表了多篇教育译作；1919年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任南京分会书记，参加《少年世界》和《少年社会》的编辑工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接编《学生杂志》，致力于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1923年经沈雁冰等人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帮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长，并在上海大学附中兼课，担当起青年领袖的角色。1925年在上海发起组织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五卅运动”中，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1927年曾任短期的杭州《民国日报》编辑。大革命时期，是上海工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曾任上海市教育局代理局长。“四·一二”政变后遭到通缉，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担任中国留日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教育理论方面的论文和著作，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教育史的著作《教育史ABC》也于此时成书。1929年回上海，年底完成《新教育大纲》。因积劳成疾赴日就医，1931年病逝东京。

杨贤江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完成专著两本，论文约300篇，译书译文约20部/篇。他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阐述教育理论的第一人，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为我国无产阶级教育体系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1．关于教育的本质

杨贤江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它“以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起源于生产劳动的需要，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同时教育又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教育也有率先领导或促进的功能”。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教育权成为少数治人的劳心者的专利，成为支配阶级统治被支配阶级的工具。“教育不仅由生产过程所决定，也由政治过程所决定”，“教育意义的变迁，便是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动期中所表现的形态；自有历史，就没有脱离过政治的教育，无论哪一种的教育制度，终是由支配阶级掌握，且为支配阶级服务。”他指出了阶级社会中教育不同于原始社会的五大特征：教育与劳动分离，分化出治人的劳心者和治于人的劳力者；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你有所有权，你就有教育权”；教育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服务，“一是当作政治的支配手段的”，“一是当作维持并促进经济的诈取手段的”；两重教育权的对立，即支配阶级有组织的教育和被支配阶级所自营的教育的对立；男女教育不平等。

2．批判错误思潮

在正确认识教育本质的基础上，杨贤江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教育观点——“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这几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论调是对教育的错误认识，教育总会受到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制约，“教育神圣”只是统治者的圈套，统治者是利用教育为自己谋利益，并且“利用教育以愚民”，“教育真不过是卑贱的事业”；“教育清高”是把教育与政治、劳动隔绝；事实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不自知的说法；“教育中正”是为教育远离是非不议政事寻找的借口，中正只可能徒有其名；“教育独立”自有历史以来即不可能，教育“永远独立不住”，不会脱离政治而存在。

3．关于教育的作用

杨贤江认为，教育可以起到“率先领导或促进的功能”，但是“教育绝对不会也不能超越了时代与环境”，教育的可能性存在着限度，基于这种观点，他对于当时的“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等观点进行了批判，说教育“有非凡的本领，有超越一切而独立特行的存在，不是梦呓，也准是夸大狂”。空谈教育救国以及主张先教育后革命是非常有害的，是放弃革命的做法。杨贤江指出，只有革命才能救国，不能用教育代替革命，但是革命中也不能没有教育，教育是革命的武器之一，应该在革命中促进革命纲领的实现。

杨贤江进而提出，正是因为教育是革命的武器，教师和学生就应该在革命中担负起政治使命。教师应该正确认识革命，了解教育和革命的关系，然后要教导学生引导他们深入民众，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发起运动。而学生应该积极参与政治，以青年运动促进革命进程。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和战斗精神，曾经起到过振聋发聩的作用。

（一）早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也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深入工农群众，创办夜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建立政党和从事革命活动作准备。1919年，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致力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化。1920年到1921年初，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工人阶级自己的学校。此后各种工人学校相继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教育作为自己斗争的有力手段。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作为本团的行动纲领，这一纲领成为中共二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中共二大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同时提出，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一大发表共同纲领，在教育方面提出“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开展儿童之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并“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女权之发展”。这样，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有了明确的发展方针。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很多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践活动。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所革命大学。1924年7月，彭湃成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该讲习所在广州举办6届以后，移到武昌由毛泽东主持续办，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到1927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阐述了各阶级的地位，提出了发展教育的路线，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政府成立，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宣言就指出：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的权利。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同时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又指出：“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正是这个“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成为当时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行动指针。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主要进行三类性质的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儿童教育。

为了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根据地始终把培养干部的教育放在首位，组建了一些干部学校。毛泽东曾总结说：“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除了大学以外，还有一些中层干部学校，如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这些干部学校以军事类和师范类居多，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注重调查研究实际问题，理论结合实践。

除了干部教育外，根据地还把群众教育提到了很高的地位，1932年，江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曾提出：“群众教育不独与儿童教育并重，以目前革命需要发展斗争的形势而论，应视为首务。”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瑞金等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决议：“以查田运动的胜利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普遍地建立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列宁室、书报阅览所和墙报等等，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可见当时的群众教育组织形式比较灵活，其主要机构有夜校、星期学校、半日学校和各种识字扫盲班等，开展了广泛的扫盲运动；而俱乐部、列宁室、书报阅览所等则作为群众性的文娱组织存在，推动了苏区群众文化教育的开展。

在儿童教育方面，根据地设立了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等，其宗旨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在教育内容上重视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的教育，相应在方法上也把小学教育和生产劳动以及政治斗争相结合，注重发展儿童的创造性。

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曾在第四号训令中指出：“在目前一切给与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这正是土地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特点和作用的表现。虽然当时的教育实践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但其仍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一些经验至今值得借鉴。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抗战运动，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抗战时期的教育是抗战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毛泽东指出具体政策包括：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和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需要。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其文化方针，也就是教育方针。他提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正式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指导原则。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指导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此后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教育活动。

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仍然重视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建立初、中、高各级干部学校以及各种短训班，培养革命干部，同时成立各种识字扫盲组，组织冬学、夜校等社会教育形式广泛开展群众教育。根据当时一切为了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方针，教育继续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教育和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走群众路线。

在干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一度出现了理论和实际脱节、学与用脱节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1941年颁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规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批判和纠正了工作中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得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著名的学校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抗日军政大学，原名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于延安成立，1937年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主要教授政治课、军事课、实际战斗、生产劳动等，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