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事变，并于9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即宣布了“国策”：“我们现在只有研究总理的三民主义，拿来做建设的方针，不要讲共产主义，不要讲国家主义，也不要讲无政府主义。……以党治国，就是以党义治国，就是以本党的三民主义来治中国”，表现出一党独裁的反动本质。

在教育领域，南京政府沿用了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实行的“党化教育”的方针。1927年的“五四纪念会”上通过了“实行党化教育”的反动议案，8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了《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根据这一反共反革命的教育方针，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按照“党义”变更学校课程，审查教材、参考书，检定教师资格等措施，为其独裁专政服务。

然而，“党化教育”的露骨遭到了很多人士的反对，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取缔党化教育的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的教育，并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制定教育方针的根本原则：“必须以造成三民主义的文化为中心”。“中华民国今后之教育，应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4月26日，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颁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对于各级各类学校如何贯彻实现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做了具体规定，这些方针包括：

1．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

2．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

3．社会教育，必须使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并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备之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

4．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

5．师范教育，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之本源，必须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为主要之任务。于可能范围内，使其独立设置，并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

6．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

7．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国民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学校，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

8．农业推广，须由农业教育机关积极实施。凡农业生产方法之改进，农业技能之提高，农村组织与农民生活之改善，农业科学知识之普及，以及农民生产消费合作社之促进，须以全力推行。并应与产业界取得切实联络，俾由实用。

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分8章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蒙藏教育、华侨教育和留学教育的目标和纲要做了详细规定。

（二）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主张教育要“维持平时的原状”，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发《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纲要》，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规定“在战争迫近时，各级教育务持冷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并制定和颁布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确立了九大方针和十七个要点，规定教育目的要与政治目的保持一贯；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持原状；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中等以上学校一律采用军事管理方法等等。另外，教育部还拟定了《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组建“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管理沦陷区的教育工作。

（一）学校制度的改革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对1922年新学制做了局部调整，又称“戊辰学制”，但它未经政府正式公布，因此不具有法令化的性质。这次学制调整的内容包括：中等教育阶段仍为6年，分初高级中学各3年，但可以根据地方和学科情况，分为初中4年高中2年；初中为普通教育，但可以依地方情形设各种职业科；高中分普通科和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但依地方情形普通科可以单设，其他各科也可以单设为高级职业学校，修业年限不超过3年；中学3年以上可以酌行选科制；高中普通科取消文理分组。抗日战争期间也对学制做过修订，但是1922年学制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化。

1928年8月，颁行《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对学分制和选课制等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并进行了修正原学制重文轻理倾向，提高必修科目比例等一些改革。

初等教育方面，1932年教育部颁定《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和《第一次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规定设置“短期小学”，收留失学儿童。接着，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小学课程标准》、《小学法》、《小学规程》，规定小学分为完全小学、初级小学、简易小学、短期小学等，课程设置也有一定的变动。

中等教育方面，1932年连续颁布《中学法》、《师范法》、《职业学校法》，1933年又公布了《修订中学规程》和《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把原中学的分科制修改为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中等职业学校，但普通中学的课程中增设职业科目。高级中学取消文理分科，取消了学分制和选科制，实行学年制。

高等教育方面，1929年制定并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提出大学的办学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法规将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类，大学分为文、理、法、教育、工、农、商、医等学院，3个学院以上者称大学，不足3个者称学院。将专门学校改称专科学校，分设甲类（工）、乙类（农）、丙类（商）、丁类（药学、艺术、体育、行政等）。1938年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会议，通过《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整理办法草案》，对大学课程的设置进行了规定。1939年教育部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将全国高校院系名称做了统一。

除了学制的改革和对各级学校教育的具体规定以外，国民政府还开始实行毕业会考制度和高校统一招生制度。上海市教育局1930年率先试行初、高中毕业会考之后，教育部于1932年公布《中小学校毕业会考暂行规程》，1933年公布《中学毕业会考规程》，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在通过各校的毕业考试之后，还必须参加统一会考，成绩合格者方可获得毕业证书，其目的是为了“整齐学生毕业程度及增进教学效率”。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生认真学习，有助于提高知识教学的质量，但同时也成为学生思想和能力发展的禁锢，有着很大弊端。近代以来的高校均为自行招生，1937年教育部指令部分国立高校试办联合招生，1938年教育部公布《统一招生办法大纲》，规定实行全国统一的高校招生考试，由教育部统一录取。统一招生制度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实施到1941年便被废止，但其思路对以后的统一招生发生了影响。

（二）教育行政制度的改革

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提案，撤销原广东国民政府的中央教育领导机构——教育行政委员会，决定在中央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由蔡元培任院长；在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各省的教育厅。10月1日，大学院正式成立，设有大学委员会作为最高教育评议机构，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专门委员会等。

由于这次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1928年下半年废止了大学院，仍由教育部管理教育工作。12月11日公布《教育部组织法》，在教育部下设大学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设编审处。1929年10月，增设蒙藏教育司和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1931年，增设督学，恢复清末的教育视导制度。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由于大学院的撤销，大学区制逐渐废止，河北、热河、浙江、江苏等逐渐恢复教育厅制。

（三）学校教育管理的强化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统一管理和规范调整。

1930年行政院公布《整饬学风令》，同时蒋介石发表《告诫全国学生书》，要求学生“一意力学，涵养身心”，不得干涉政治，参加学生运动；还颁布了《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和其细则，规定学生不能随便集会、结社，学生活动不允许越出学校范围，不准干涉学校行政。 基于“要救国必先提高道德，要提高道德必先加强训育”的观点，1929年教育部颁行《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此后又发布了各种学校的训育暂行标准，建立起训育制度，1931年颁布《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由训育主任考察学生的思想、言论和行为。1938年3月，教育部颁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在中学以上实行导师制度，由导师检查学生的思想和学业，并依据训育标准进行严格训导。这些制度加强了对学生思想的钳制。

为了严格控制学生，使青少年习得服从精神，1931年，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还规定，高中以上学生实行军事训练，用军事方法管理学校，初中和小学设童子军课，使儿童接受军事教育，同时对少年儿童进行反共思想的灌输。

在教学内容方面，国民党政府除了公布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标准，对课程内容和目标予以规定，不允许学校擅自增删课程之外，还于1929年公布了《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对教科书进行严格审查，要求符合三项标准：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这些标准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又因书商编纂教材不利于统治思想，规定中小学教科书由政府统一编纂。

1934年，教育部公布《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程》、《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暂行规程》，1944年起又规定了各级各类教员检定办法，对教师队伍进行审查，以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以上种种措施，以及国民政府当时实行的会考制度等，加强了对教师和学生的操纵和控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国民政府的专政统治。但其中的部分举措在客观上又起到了规范和统一教育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对其利弊要进行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一）教育活动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幼年家贫，曾断断续续地就读于旧式私塾和经馆，后人教会学校崇一学堂接受西方教育。1908年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后退学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因其并入金陵大学，故陶行知入金陵大学文科学习。1914年他凭借各方赞助赴美留学，最初进入伊利诺州立大学攻读市政，获得该校政治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转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著名教育家。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回国任南京高师专任教员，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后又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和教育科主任。1921年陶行知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任主任干事、并接编《新教育》杂志。1923年，与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与朱经农合编《平民识字课本》。同时主编《申报·平民周刊》和《新教育评论》。1926年开始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成立乡村教育研究会，创办《乡教通讯》，1927年春在南京近郊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晓庄学校等一系列学校，其核心思想“生活教育”即在这一时期提出的。1930年陶行知因被通缉而逃往日本，1931年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教育普及活动。他创办自然科学园和儿童科学通讯学校，1932年创办“山海工学团”，“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他还创立了“小先生制”，让上学的儿童教不识字的儿童和成年人。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陶行知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主张把教育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1936年受到全国教育联合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抗战爆发后，他改称国难教育为战时教育，将《生活教育杂志》更名为《战时教育》。1938年12月，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成立，同时创立中国战时教育协会，陶行知均任理事长。1939年，在重庆创立育才学校。

1945年，陶行知开始提倡民主教育运动，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把《战时教育》更名为《民主教育》，同时主编《民主》周刊。1946年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同年7月去世。

陶行知从事教育活动前后长达30余年，发起许多教育运动，提出了重要的教育理论，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曾称赞他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基本理论，也是他在教育理论领域的最大贡献。

（二）教育思想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贯穿在他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这一理论是在他学习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杜威曾经提出过“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等论点，陶行知结合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他自己的教育实践，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改造，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就开始酝酿，到从事乡村教育运动时提出了生活教育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观点。

陶行知曾经对生活教育做过多次定义，在《生活教育》一文中，他说：“生活教育时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在《谈生活教育》一文中，他又说道：“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和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1936年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陶行知又提出生活教育具有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六大特征。具体说来，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这一论题本身又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生活便是教育，生活本身就含有教育的意义，“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是与生俱来、与生同去的；其次生活决定教育，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过什么样的生活，便会受什么样的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第三，教育可以改造生活，教育的目的即是满足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陶行知还说过：“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生活即教育”要求重视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强调二者的不可分离，表现出对八股传统教育的批判精神。

2．“社会即学校”

主张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教育，“以社会为学校”，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的范围：“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同时“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主张走出校门，接触生活和社会，在大社会和群众生活中向群众学习。他曾经在诗中提到：“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课堂”，对这种青天为顶、大地为席的社会教育进行了讴歌。

3．“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发展了杜威的“做中学”思想，提出教学做合一的观点，“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做。教和学都以做为中心。”主张教和学都应该围绕生活实践这一中心而进行，认为劳力和劳心的结合才能获得“一切发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