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濒临被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化，而腐朽的清政府则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奴仆。这激起了人民奋起自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史称“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与反动

1．民国初年的资产阶级教育改革

1912年1月9日，民国临时政府正式设立教育部，并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2月，蔡元培根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对清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进行批判，提出应确立新的教育宗旨。蔡元培认为民国教育与封建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教育者本体上着眼，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完全不符合民主共和精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因此，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五育”并重、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

1912年7月，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的方针、宗旨和学制法令等。9月，教育部公布了会议通过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项宗旨以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为基础，只是没有采纳蔡元培所提出的世界观教育。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观念，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第一次在教育宗旨中明确了美感教育的位置，要求德智体美四育共同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以此为宗旨，临时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对清末的教育宗旨、学制、课程等进行了重大改革。“暂行办法”共14条，其主要内容有：学堂名称改为学校，监督等名称改为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国宗旨，一律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小学读经科；注重小学手工科；初等小学算术科从三年级起加设珠算；高等小学体操注重兵式操；中学为普通教育，废止文、实分科；废止清末学堂毕业生奖励出身制度等。

《暂行课程标准》具体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习科目、各学年每周各科授课的时数等。“标准”规定：初等小学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根据各地情形可以加设图画、手工、唱歌一科或数科，女子加设裁缝；高等小学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国画、手工、体操（兼游戏），女子加设裁缝，视地方情形加唱歌、外国语、农工商一科或数科；中学校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图画、手工、音乐、体操，女子加设裁缝、家政；初等师范学堂课程为修身、教育、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博物、理化、法制、经济、习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女子加设裁缝，视地方情形加设农工商之一科。这些科目中外语可为英、法、德、俄中之一种。可以说，“标准”将民主共和的教育宗旨和“暂行办法”的改革精神具体落实到课程设置和日常教学中。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是一次较全面系统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教育改革。它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现实在教育上的反映和要求，由此将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在中国确立下来，使得资产阶级新教育基本取代传统教育而立足于中国。这次改革虽有种种不足，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已迈入一个新的时期。

2．复古主义的教育逆流

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中正在高歌猛进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袁世凯的买办政权从建立之初就主张尊孔复古，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袁世凯于1913年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把孔子的地位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1914年又通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袁世凯政府1913年还出台《天坛宪法》草案，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修改民国元年的教育宗旨，1915年《颁定教育要旨》中重新恢复了封建教育宗旨，提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求学生“恪守圣人垂训”、“奉公守法”、不要“犯上作乱”。同年颁定的《特定教育纲要》还要求学校读经讲经，恢复儒经在学校课程中的核心地位。袁世凯还认为女子不应当接受教育，少数女子师范中，也应该“保持严肃之风纪”。袁世凯政府的这些政策，使得封建教育重新抬头，教育领域出现了复古主义的逆流，使得民初教育改革的成果遭到了很大破坏。

（二）壬子·癸丑学制

随着政体的变更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清末制定的癸卯学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7月10日，全国23个省及华侨代表82人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就学校系统、各级学校令及规程、学校细则、社会教育、教育行政等90多项提案进行详细讨论。9月3日，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因1912年是农历壬子年，故该学制又称为“壬子学制”。从学制开始实施到1913年，又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等各种规程，对壬子学制有所充实和修改，这些规程与之前的壬子学制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学制系统，因1913年为农历癸丑年，故这套系统合称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儿童6岁入学到23岁或24岁大学毕业，整个学程为17年或18年，普通教育分3段4级。初等教育分2级，初等小学4年，男女同校，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1级，学习年限4年。高等教育1级，大学本科3到4年，预科3年，专门学校本科3年（医科4年），预科1年。小学之前有蒙养院，大学之上有大学院，均不限年限。壬子·癸丑学制同样将学制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三个系统。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各相当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实业教育有乙种和甲种实业学校，各相当于高小和中等教育阶段。其详情如下：

1．小学校

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小学分初小、高小，以主办者的性质有乡立、县立和私立3种。初等小学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7种，女子加缝纫。高等小学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10种，男子加农业，女子加缝纫，并可根据情况改农业为商业，还可增设外语。

2．中学校

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校以主办者的性质有省立、县立和私立3种。中学校的课程有：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手工、图画、乐歌、体操14种。女子中学校加家事、园艺、缝纫，园艺可缺。外语以英语为主，也可选择法、德、俄语。

3．大学校

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校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只有文理并设、文科兼法商二科和理科兼农医工三或二科一科者方能称为大学。大学设预科和本科，预科3年，本科3年到4年。大学毕业可人大学院，修业年限不限。1913年1月教育部又颁布了《大学规程》，对大学的分科、门系、修业年限、课程等作了详细规定。

4．专门学校

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专门学校令》，11月颁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专门学校以主办者性质有国立、公立和私立3种。专门学校的种类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专门学校等。专门学校下设预科，上设研究科，修业年限预科1年，本科3年，研究科1到2年。

5．师范教育

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师范教育令》，规定：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攀校以造就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师范学校为省立，一县或数县联合、私人或私法人也可设立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为国立。师范学校应设附小，女子师范学校再加设蒙养园，高师应设附小、附中，女子高师应设附小、附中和蒙养园。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均设选科、专修科和研究科。同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2月。教育部又颁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师范学生的要求、科目、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要旨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6．实业教育

1913年8月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实业学校分甲种乙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实业学校的种类有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实业补习学校等。甲种实业学校由省设立，乙种实业学校由县及城镇乡或农工商会设立。《实业学校规程》对各类各科实业学较的种类、分科、课程设置等作了规定。

壬子·癸丑学制仍然是以日本的学制为蓝本，与之前的学制相比，该学制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年限上比癸卯学制缩短了3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符合普通百姓的受教育要求。第二，女子开始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规定初小可以男女同校，专门为女子设立了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和女子职业学校等，体现了资产阶级男女平权的观念。第三，废除了学堂的名称，一律改称学校，取消了清朝存在的贵胄学堂，取消对学校毕业生奖励出身，大学中不设经科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清除学校系统中的封建性。第四，开始出现专门培养蒙养园教员的教育机构，首次把幼儿教育看做是属于公共教育范畴，使其摆脱了家庭教育的附属地位，具有进步意义。第五，重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相对提升了他们的地位。

壬子·癸丑学制在民国初年社会动荡政治不稳的情况下，进行过一些局部的调整，但在整体框架上基本没有变化。

（三）1922年新学制

五四运动前后，民国初年建立的壬子·癸丑学制已经逐渐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同时西方教育思想大量传入中国，留美学生归国者越来越多，而杜威和孟禄相继来中国讲学，更是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些都促使中国在教育上开始学习美国模式，推动了学制的改革。

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修订学制的问题。1920年第六届年会开始征求各省区对于学制的改革方案。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会议在广州召开，以讨论改革学制为主要内容，会上广东、湖南、浙江、江西、安徽、直隶、山西、福建、云南、奉天、黑龙江十一个省提出了自己的学制改革方案，经过讨论，决心以广东教育会的提案为基础，稍加修改，征求全国意见。1922年教育部综合考虑各种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于11月正式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这就是1922年的新学制，因当年为农历壬戌年，也称壬戌学制，由于其移植自美国的“六三三”制，故亦称“六三三学制”。

新学制首先提出了7项标准，作为学制改革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这些标准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

整个新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小学4年和高级小学2年，其中初级小学为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单设，高级小学可以根据情况增设有关职业的准备教育，初等教育之前的原蒙养院改称幼稚园；中等教育为中学校6年，分初、高级两段，初级中学为普通教育，可以单设，也可以根据情况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可根据地方情况设一科或数科。旧制中的甲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中的农、工、商科，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修业年限可依据需要而定。师范学校6年，可单设后2～3年实行分组选修制；高等教育4～6年，医科法科为5年，师范为4年，大学采选科制。根据地方和学科情况可以设立专门学校，修业年限3年，大学和专门学校可以设专修科，年限根据情况而定。大学院是大学教育后的研究所。

学制结构改革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还成立了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对新学制中建立的各中小学的课程设置进行讨论。1922年10月，委员会拟定了中小学的毕业标准，12月又拟定了中小学各科课程要旨，1923年6月，经过专家的讨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刊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虽然未经政府正式公布，但联合会所具有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仍然保证了该纲要在全国各地施行。根据这一纲要规定：

初等教育课程包括：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园艺、工用技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初级小学将公民、卫生、历史、地理四科合为社会科。授课时间以分钟为单位对各级学校做了规定。

中等教育中，初级中学的课程包括：社会、算学、自然、艺术、体育、言文等6科。采用学分制，共需修满180分，其中164分为必修科，其余为选修科。高级中学分设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第二组则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主。职业科根据不同类别设置课程。课程分为公共必修科、分科专修科和纯选修科三类。采用学分制，共需修满150分方可毕业。纲要还对每一科的具体学分做了规定。

1922年新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相比，小学年限缩短一年，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而中学为旧制的4年延长为6年两级制，符合我国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并且普通中学中亦有职业教育的成分，由旧制的单一准备升学改为升学与就业兼顾，改变了原来学制中双轨制的特点，表现为民主的单轨制；中学和大学中实行学分制、分科制和选科制，适应了教育对象的不同发展程度，使学生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有利于个性发展；取消了大学预科，使得大学教育更加专业化；从对各类学校、科目的设置以及年限长短的规定来看，都强调可以根据地方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变动，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1922年新学制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学制。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活动

1894年，孙中山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从事反清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激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改良主义教育，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作斗争，把学校作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把教育作为宣传革命的有力渠道，通过各种形式的革命教育活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派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认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和封建礼教，归根到底是要培养出驯服的奴隶：“于儿童学语之初，即告以奴隶之口号；扶立之顷，即授以努力之拜跪……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隶之格”；以孔教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实质上是历代统治者专职独裁的工具，是为封建统治培养后继者：“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他们还尖锐地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说”，提出“女子无学，是坏了根本，哪里有好枝叶呢!”倡导妇女不作“幽禁闺中的囚犯”，冲破封建牢笼，争取自己的权利。

革命派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强迫人们“诵读四书五经及其笺注文字”，目的正是培养出“优美高尚的各色各等奴隶”，维新后的教育改革，实质上也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所谓新教育者，论其内容，八股专家主持讲习，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禁阅新书新报者有之，禁谈自由者有之”，仍然腐朽之极。革命派驳斥维新派以教育而非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们并非不重视教育的作用，而是认为不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就不可能彻底地“开民智”、“治民愚”，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明确提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针对康有为的“人心愚昧，公理未明，若行革命，必遭亡国之祸”的保守论调，他驳斥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派尖锐地提出：“今日的中国，实无教育之中国也”，必须以一种“革命之教育”将其取代。

基于以上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派特别重视教育对于民主革命的鼓动宣传作用，孙中山等提出“教育便是宣传”，是“唤起民众”，展开了多种多样的革命教育活动。他们创办了《民报》、《苏报》、《国民报》、《民呼报》、《民呼报》、《中国女报》等等革命报刊，还积极深入社会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以通过广泛的社会教育把“三民主义的道理，注入到人内心，要人人心理上都倾向共和”。革命派还创立了很多新型学校和学会，如湖南明德学堂，福建侯官两等小学堂，浙江大通师范学堂，上海爱国学社、爱国女学以及蔡元培创立的中国教育会等等，宣传革命主张，集结革命力量，培养革命人才。这些学校和组织在革命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小康的商人家庭，少年时期饱读经史，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17岁中秀才，后任塾师。21岁考中举人，24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6岁任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蔡元培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促使其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开始涉猎西书，接触西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认识到清朝的“无可希望”，辞职返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与章太炎、蒋智由等人共同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期间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培养民主革命人才。同盟会成立后，任上海分部创办员。

1907年自费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实验心理学和美学等，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1912年1月至7月，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领导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政策。辞职后蔡元培再次留学德国，1913年回国参加二次革命，遂又赴法国，期间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回国后于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支持学生运动，多方努力营救因从事进步活动而被捕的学生，对五四运动起到了支持和推动作用。1927年后相继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支持国共合作，参与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与宋庆龄、鲁迅等共同努力，援救爱国志士。1937年上海沦陷后移居香港，1940年病逝。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他的教育活动及教育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五育”并举、和谐发展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完全人格”的教育，即“五育”并举，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他提出，国民教育“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是也”。这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蔡元培在1912年1月就任教育总长时就指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2月，他又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对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军国民教育，包括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军事训练是为了强兵自卫，恢复国权：“我国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并且“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就可能导致军阀专政，不能维护民主政权。与此同时，“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办教育的生死关键”。

实利主义教育，蔡元培认为：“当今世界之竞争，不仅在武力，而犹在财力”，而我国摆脱贫困局面的关键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实业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富民强。他的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杜威实用主义学说的影响。

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五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他提出，即使通过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实现了国富兵强，也可能会出现恃强凌弱、贫富悬殊的不良现象，有必要对公民施以道德教育，而这种道德与封建纲常有着本质不同，“现代人的道德，须合予现代的社会，绝非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之圣贤所能预为规定”，“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世界观教育，蔡元培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现象世界受因果律制约，与时间、空间不可分离，属政治范围，以现世幸福为目的；实体世界则不受因果律制约，没有时间空间可言，超越于政治，超越于现世幸福。世界观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为了达到实体世界，就必须消除“人我之差别”和“幸福之营求”。

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美感“介乎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美感教育可以陶冶性情，消除人我之见，使人超越利益关系。因而，“由现象世界而引以达到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在他的教育实践中积极提倡和贯彻美育，在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确定了美育为四育之一的地位，在北大时亲自开设美学课，担任大学院长时开办艺术学院等，他还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观点。

在“五育”的关系问题上，蔡元培提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强调要“五育”并举，不可偏废，要全面、和谐地发展。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其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主张学术自由，“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各种学派都可以“听其自由发展”。因而在他管理北京大学时，不同思想、不同派别、不同政治观点的学者都可以争鸣甚至对峙，对于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蔡元培还以这一思想为方针，对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机构、学科设置和教学体制都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使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北大从一所充满封建思想和官僚气息的学校，变成了一所朝气蓬勃、学风向上的现代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领导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主持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促成了中国近代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的建立，并把北大改造为新型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潮

新文化运动发端于1915年，最初是作为对于当时封建主义复古逆流的反击而出现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为了复辟帝制，大力鼓吹尊孔祀孔，恢复学校的读经讲经课，一时间教育领域出现了复古的逆流。袁世凯等的倒行逆施马上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反击。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的领导下，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以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它除了是对封建教育的打击之外，也适应了当时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要求，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利益和主张。

陈独秀、李大钊等扛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了攻击。他们首先对封建文化中尊为圣人的孔子进行了尖锐地批评。李大钊强烈抗议袁世凯重新鼓吹的尊孔祀孔，认为“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他特别指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他们还对封建礼教发起批判，鲁迅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等，无情地抨击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陈独秀提出三纲五常是一切封建政治的根源，以其为核心的封建道德“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他们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将腐朽思想“完全洗得干干净净”。

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主义战士不仅对封建复古教育提出了激烈批判，还积极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崇尚科学等精神，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形成了一些新的教育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思潮有：

1．平民教育思潮

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要求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独立发展的自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纷纷倡导平民教育，呼吁底层平民的受教育权利。陈独秀较早提出教育机构“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主张“引车卖浆之徒，瓮牍绳枢之子”都应当能够接受教育。李大钊进一步认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送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美国教育家杜威在中国的讲学也起到了为平民教育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提出“现代世界是平民的世界”，认为教育必须“为全体人民作想，为组织社会的各分子作想，使能成为便利平民的教育，不成为贵族阶级式的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平民主义的教育有助于实现社会政治的改良。他的学生蒋梦麟进一步阐释说：“世界潮流日趋于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愈发达，则和平之基础愈巩固。欲言和平之教育，当先言平民主义之教育。”“平民教育”成为新文化运动期间一句响亮的口号，并发展成为一系列的平民教育运动。

1917年，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开办工人夜校，被誉为“当时萌芽中的全国平民教育事业的前驱”。1919年邓小平、邓中夏等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地区进行宣讲，传播爱国、民主、科学等有关知识。进入20年代后，各地纷纷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思潮影响进一步扩大。

晏阳初（1890～1990）堪称平民教育思潮的典型代表。他幼年曾接受儒学启蒙，后又进教会学校。191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赴法国任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组织华工识字教育，这是他从事平民教育的开端。1920年晏阳初硕士毕业回国后，任职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科，编修发行《平民千字课》，并先后在长沙、烟台、杭州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23年8月，晏阳初提出，要改造社会，“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藏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他和陶行知、朱其慧等在北京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之后从城市到农村，辗转各地宣传和推动平民教育。他认为，要解救中国，就要“多在平民教育上下功夫”，“凡是中华民国国民，无论男女贫富，只要他是在应受教育而未曾受教育的，或受过基本教育而缺乏公民常识的，都应领受平民教育”，这种教育是“民主国家里最重要、最正宗的教育事业”。平民教育是全民的，教育内容也应该适合平民的生活需要。晏阳初的思想和活动，为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平民教育实质上可以视为是五四民主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2．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职业教育思潮

这一思潮的勃兴是对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大多借鉴西方不满的反映，也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传入中国的结果。

新文化运动之前，黄炎培、蔡元培等就撰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学校实用主义”等观点，提出教育要与社会现实和实际生活相结合。五四前夕，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单位的邀请来华讲学，在华期间，他做了多次学术演讲，极力宣传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口号，提倡“从做中学”的方法。这种思想迎合了当时中国教育摆脱封闭僵化模式的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教育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加之杜威的学生和追随者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为其助阵，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时间蔚为风潮，影响巨大。

与实用主义相并行的还有职业教育思潮。1911年陆费逵首先提出，“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1915年开始，陈独秀提出“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中国教育要想学习西方获得发展，就应该“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胡适也进一步提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黄炎培考察美国教育后，开始提倡职业教育，并系统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目标。他认为只有兴办职业教育，沟通职业与教育，才能“矫正教育之弊，救济社会之穷”。1917年他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其章程中指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他还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918年黄炎培在上海组建中华职业学校，进行职业教育试验活动。职业教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投入实践。1923年东南大学设职业教育科，系统研究职业教育理论。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职业教育思潮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教育实用性的探讨和追求，是对于脱离实际的传统教育的有力批判。

3．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这一思潮又称“工学教育思潮”，它的兴起受到了一战后世界工人运动的影响，又是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知识分子阶层和劳动人民阶层相结合紧密联系的。1912年，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1919年至1921年间，出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这一高潮引起了关于工读主义或称工学主义的讨论。“工与学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即工人”、“工便是学，学便是工”、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读结合、半工半读等一些口号纷纷提出，成为工读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恩想。

工读主义认为做工和求学都是神圣的必要之活动，并且“做工和求学是互相需要的”。李维汉说：“学了不做工，学同虚设；不学去做工，便是盲目行动。”1915年蔡元培在《勤工俭学传序》中提倡“工学兼营”，认为“工中自有学在”，工和学二者相互促进。胡适还主张创办“工读介绍社”，为学校和工厂搭桥。工读主义者认为，工读结合可以使劳心者自食其力，劳力者增进知识，有助于打破阶级界限，缓和阶级矛盾，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工读主义也由此被认为是救治社会的良方。

1919年底，王光圻在北京倡议成立“工读互助团”，得到蔡元培等的支持。互助团的宗旨主要是通过“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进而实现一个“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避免“一场流血的革命”。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工学会”、“工读互助团”等社团组织，进行工读互助的试验。但是由于经济问题无法解决，这种深受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工读互助实践很快便难以为继，宣告失败。

虽然工读互助的试验失败了，但是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主张学以致用，要求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其流行促进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人民知识化，有助于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紧密团结，“手脑并用”、“心力结合”的主张也有利于人的和谐全面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科学教育思潮

科学教育可以追溯至清末的“西艺”教育，但是清末主要是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技能，并没有真正将科学和教育联系起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教育的思潮才真正的形成并达到盛行。

1915年，任鸿隽主张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和对人的培养中去，提出“教育之事无论从何方面言之，皆不能离开科学以从事”，“科学之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由此可见，科学并不仅仅包括数理化等学科和具体的“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而主要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应用。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除民主之外的另一面旗帜，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大力提倡发展科学教育，主张以科学的方法解决困难问题，“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推动了课程设置和教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测量和统计的方法开始运用到教育研究当中；新的教学方法如道尔顿法、设计教学法等也广为应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科学教育的意识深入人心。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思潮之外，当时流行的主要思潮还有教育试验思潮、教育独立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等等。新文化时期同时并存的这几种教育思潮，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樊篱，表现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趋向，反映了各种地位和阶层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中以不同渠道救济和振兴中国的探索和追求，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时代和阶层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潮也不免偏颇之处，如过分夸大教育的社会功能、忽略了教育的政治经济背景等等。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袁世凯的封建复古教育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复辟帝制的破产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复古主义教育也败下阵来。在教育领域也相应发生了以下改革：

1．废除读经，修改袁世凯制定的教育宗旨

1916年9月，政府撤销了袁世凯颁布的教育纲要，他所提出的七项教育宗旨也随之废除。10月废止了中小学中的经科内容。1917年，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有关“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1919年4月，教育部通过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其精神与民国初年“四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一脉相承，又添加了新的共和内容，反映了时代精神。

2．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使得语言文字得到了统一和规范

1916年成立“国语研究会”，次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1918年11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供各地推广。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成立，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次年年底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学校教育使用国语教学逐渐制度化。与此同时，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等提倡并使用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通令学校改用现代语体文教材，并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这些措施使得语言文字统一化和规范化，有利于教育的推广普及。

3．调整学制，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和管理方法

新文化运动期间，为了适应教育的新发展，教育部对民国初年制定的学制做了简单的调整，如中学加设第二部，从第三年起减少普通科目，加习农工商等职业科，明确中学教育升学与就业双重职能的定位等等。一些学校还进行了不同学制的试验。为了适应学制的调整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学校教育的内容也进行了改革，如增大了实用知识的比重，增加了实验课，重视实验能力培养等。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法”等。在学生的管理方面，取消了“学监”或“舍监”，设训育主任，实行导师制，中学以上学校设立学生自治会等。在学校的改革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所做的全面改革，它使得北京大学从封建学堂变成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代表，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

4．提倡男女平等，重视女子教育

1915年袁世凯发布的《国民教育令》规定：小学一、二年级男女生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禁止同班，只可同校。新文化运动对封建道德中的男女不平等进行了猛烈抨击，积极提倡男女平权。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开始招收女生。同年广东省立中等学校和北京高师附中也开始招收女生，此后很多大学开始招收女生，男女合班和同校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为以后女子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