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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在中国是与帝国主义侵华同步发展的,其兴起和发展是西方侵略者在我国的势力不断扩张的结果,也是清政府日益腐败、国力迅速衰败、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表现,他们反过来又是侵蚀中国人思想,帮助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某些传教士还直接扮演了侵华战争的谋士与帮凶的角色,传教士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实质上是“用十字架来战胜中国”。
从另一方面看,教会学校在传播西方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其学校体制、课程安排以及教学方法都与当时中国传统腐朽的封建教育不同,对封建教育产生了冲击,客观上促进了封建教育的瓦解,在一定范围内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埋下了伏笔。从中西交流的角度来看,教会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以学校形式传播西学的组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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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学堂,也即外国语学堂,是最早设立的一类新式学堂。新式教育所以从创办外国语学堂开始,是因为对外交往的现实迫切需求。洋务派在外交中缺乏精通外国语的人才,导致既不能深人准确地了解国外情况,又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洋务派乃提出开办外国语学校,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
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批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外语学馆之后设立的,最初只设英文馆,后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等。1866年又增设天文、算学馆,从此变为一所综合性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最初全是八旗子弟,后来一些其他出身的学生也可以进人学习。教习很多由外国人担任。京师同文馆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虽然经书的教育仍然贯穿在同文馆学习的始终,但是“西文”和“西艺”的学习已经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并且采取了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等西方近代教学制度,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军事学堂,主要学习西方练兵制器等有关军事的各种知识,用来培养水军、陆军等方面的军事人才。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与西方的一次次交涉和冲突中都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并以失败而告终,洋务派深刻认识到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此才发起“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办军事学校,当时主要的军事学堂有: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设立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87年设立的广州水师学堂,1890年设立的江南水师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而天津武备学堂则是我国第一所陆军学校。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设船政局,次年在局内设立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学堂分前后两堂,前学堂专习制造,因当时法国造船技术最先进,故注重法文,又名“法文学堂”;后学堂专习管轮驾驶,因当时英国航海技术最发达,乃注重英文,又名“英文学堂”。课程多是外国语以及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机械学和航海等近代技术和科学,既注重理论学习,也重视设计、制造和驾驶实践能力的教学和培养。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了近代第一批科技和海军人才。福州船政厂后期的轮船均由船政学堂毕业生监造,船厂所造轮船的管驾及当时海军舰队的骨干也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维新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复也是船政学堂的学生。
技术学堂,主要教授西方先进的实用技术,培养厂矿企业医院等的技术人才。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洋务派逐渐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因此开设西学课程和技术学堂。洋务派开办的技术学堂有:1876年设立的福州电报学堂,1881年设立的天津医学馆,1882年设立的上海电报学堂,1896年设立的南京储才学堂等。天津医学馆是由中国政府自办的第一所西医学堂。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这些新式学堂,目的在于培养多个领域需要的专门性人才。虽然其创办者仍然是封建官僚,创办的根本宗旨也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是无论从教育内容还是从教育方法上来看,它们都与传统的学校有了很大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初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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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京师大学堂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数下谕旨,再三督促,并严词警告,若再拖延,即严惩不贷。于是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迅速议奏。该奏议由梁启超仿照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并参酌本国情形,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8章52条,内容包括总纲、学生功课、学生人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学堂以“培植非常之才,以备它日特达之用”为教育目标,在“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的宗旨下,教学内容是“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光绪帝批准了该《章程》,并委任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百日维新”期间,京师大学堂并未开学,仅作了规划、选址、聘教习等筹办工作。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仍得以保留,与铁路矿务局一起成为硕果仅存的两项维新成果。
2.兴办三级学堂和专门学校
康有为在变法中曾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建议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奏议,下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并以省会之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改为小学堂。这就建立起一个三级学堂的系统,初步搭起了中国近代学制的框架。光绪帝还诏令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中西兼习。民间祠庙也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光绪帝期望由此而广开兴学之风,实现“人无不学,学无不实”。此外,又筹建各类专门学堂,如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学堂,意在培养实业人才,以振兴实业。
3.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
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令废除八股考试,“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者,一律改试策论。”6月30日光绪帝又颁令:“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科,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纷歧。至生童岁科试,著各省学政,奉到此次谕旨,即行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7月19日,光绪帝批准了礼部拟定的《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下诏“著照所议,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虽然在变法失败后,清政府仍然恢复了八股制度,罢经济特科,但是这次冲击无疑对于科举的最终废止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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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要废八股、变科举。“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攻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1898年,他向皇帝递呈《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促成了八股的改革和最终废除。
康有为还积极倡导兴办学校。在《请开学校折》中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希望仿照西方学制建立各级学校:乡立小学,7岁以上儿童入学学习文史、算术等;县立中学,14岁入学,分初、高两级各两年,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外,还学习实用学科和外语;中学后有专门学校和大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也可以进入大学,主要学习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他提议将书院、祠庙等改为新式学校。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兼习中西”。最终实现“人人知学,学堂遍地”,以至“国势日强”。
康有为积极介绍西学,在万木草堂的科目中就有很多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内容。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翻译西书的主张,“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促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
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描绘了他所想象出来的大同之世、万世乐土的美好蓝图,构筑了从人本院、育婴院到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公养”、“公教”的学制体系,表达了他乌托邦式的教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