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隋朝国运短暂，但它所创立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对唐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教育上，由于隋朝两代皇帝最初都非常重视教育，因此教育很是兴盛。

隋唐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是重振儒术，兼用佛、道，发展科举、任立私学。

（一）重振儒术

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儒学地位下降，佛教、道教日益兴盛。到隋文帝即位后，认识到三教皆可利用，但要论教化百姓，养育人才，则非崇儒兴学不可。于是下令广泛征集儒家经典，并以高官厚禄礼聘天下儒士集于京都，令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唐以后诸帝也基本上都是尊崇儒术的。

隋唐崇尚儒术，但在重儒的同时，实行宽容开明的文化教育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以儒学独尊，还提倡佛教和道教。

（二）兼融佛道

佛教和道教都是宗教，都主张与世无争，积德行善，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特别是佛教和道教在生死观上都有一套理论，如佛教宣传 “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以求得死后超生。道教研究养生之道，修炼长生不老之术。这些对封建帝王直至平民百姓都有极大的诱惑力。唐代统治者鼓吹三教并用。

佛：隋文帝和炀帝都信奉佛教，唐代诸帝也多信佛教，建佛寺、造佛像、译佛经，所以佛教十分盛行。

道：唐代统治者借口老子姓李，是唐天子的祖宗，因而奉道教为至尊。唐高祖为老子立庙，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时将老子画像颁行天下，并令每家藏老子书，设立玄学馆，习道德经等。

整个唐代，儒、佛、道三教虽间有此消彼长的矛盾，但总的来说，在政治上还是儒术居于主导地位，而佛教和道教只是作为信仰和精神寄托。

从思想上看，三教并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儒家也在对佛教和道教的斗争中，吸收了佛学和道学的思想，促进了儒、佛、道的融合和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三）发展科举

隋朝建立、唐代承续发展了科举考试制度。后面的专题专门讲述——科举制度的创立、发展、程序、考试科目及方法、考生的生活及考试流弊、作用及影响。

（四）任立私学

隋唐时期，私学更受重视，鼓励私学发展成为政府的政策之一。政府提倡民间办学，听任私人自由设置，不施加过多的限制。

（一）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

隋文帝时在中央设立“国子寺”，国子寺设置“国子祭酒”作为长官，专门管理所属各学。这是我国设立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专门教育长官的开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国子监负责管理五学——国子学（专收贵族及高官子弟）、太学（其门第品级要求低于国子学）、四门学（学生从地方州县选送，多属于庶族优秀子弟）、书学(研习书法)、算学(学习历算)。此外在大理寺（唐代中央审判机关）还设有律学。前三学属于普通学校，以教授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学习儒家经典，学历层次也大致相同，只是学生的出身不同。后三学属于专科学校。

（二）唐朝的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中央官学

唐代中央官学的主干有国子监领导下的“六学一馆”。一馆是指广文馆，主要招收在京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者。

唐代中央官学的旁枝有在中央各专职行政机构中附设的学校。其中，最重要的是二馆：弘文馆，由门下省主办；崇文馆，由东宫主办。规定只有皇亲国戚子弟方能入学。皇子子孙另立皇族小学。此外，还有太医署的医学，太卜署的卜筮，太乐署的音乐、舞蹈、艺术，司天台的天文、历数、漏刻，太仆寺的兽医以及尚书省的崇玄学等。这些学校门类齐整，集教育、研究、行政三位一体，有助于培养专门人才。

2.地方官学

唐代规定，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依府、州、县、大小,分为大、中、小三等，确定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定其规模。这些学校都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学生毕业可升入中央四门学，继续学习，也可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可见唐代地方官学已较为普遍，组织管理也趋于严密。

（三）隋唐学校教育制度的特点

1．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从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中央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的政府机构——国子监，实行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于监祭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官长史领导。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的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等划归到各个对口的部门中去，由各专职行政部门领导，突出了各个专科性学校的专业持点，从管理、师资、设备等条件来看，它有利于专业教育的实施。这两种教育管理模式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的。

2．形成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

从入学开始到毕业都有制度化的规定。入学制度、学礼制度、教学制度、考核制度、惩罚制度、休假制度等都以法制化的方式，组成一套管理制度。

3．增添教育内容，扩大知识范围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为学生开设了较为宽广的专业课程，大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总的来说，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仍是儒家经典，以传授儒经为职责的各级学校仍然是封建教育的主体，但是也开始扩展了学习经典的范围。

4．教育的等级性明显

教育的等级性是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体现，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同样地占有和享受着精神财富。

唐朝政府明文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招生的身份标准，将教育的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达官显贵的子弟依家庭的品级可以进入专门为其设置的贵族学校，如国子学、大学等；一般庶民百姓的子弟只能进入水平较低、待遇较差的学校。前者大都进入了以讲授儒学为主的学校，毕业后就成为各级各类封建官吏的候选人；后者只能进入一些专科性的学校，接受专业知识的教育，毕业后成为一名专业入才。教育的等级性、阶级性由此可见一斑。

5．学校类型的多样化

既有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学校，也有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专科性学校。

6．学校的分布面较广

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学校的覆盖面较广，这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比拟的。唐朝中央有中央官学，地方有州县学，甚至在乡、里这样的基层组织也鼓励人们创办学校，还有无数的私学和家学，共同担负着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的重任。唐朝根据各个州县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明确规定了各个州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数，这使学校的分布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和保证。

7．重视医学教育

我国的医学校创始于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隋朝在太医署中设置了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但没有建立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唐朝有几个皇帝都很重视医学教育，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校，负责招收学生，研究医术，解除人们的疾病痛苦，甚至在一些偏僻的州也设有医学校。政府还派遣医学生外出进行巡回医疗。在唐朝，我国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较高的医疗技术，具备了普遍设置医学校的条件。我国医学发展的水平，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8．扩大了国际国内文化教育的交流

早在汉代，就有周边地区（如匈奴）派遣子弟来中国留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又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文字、《论语》、《五经》、《千字文》等被传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对它们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加上政策比较开放，与亚洲各国的文化教育交流更加频繁，长安成了亚洲文化教育的中心，吸引大批留学生。当时，突厥、吐蕃、高昌、渤海国，以及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丽等，都派遣留学生来长安。

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次数、人数较多的国家。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公元600年，派遣最多的是唐初。日本的留学生主要有三种：遣唐使、学问僧和留学生。贞观年间，各国留学生来华最盛，人数约在千人以上。凡到长安的留学生，一律入“六学”学习，享受与中国学生一样的待遇，有的还参加了科举，也有的任了官职。如晁衡，原名阿倍仲麻侣，716年来中国时还不到17岁，在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后，长期在唐朝做文化工作，成为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与李白、王维等人交往甚密，成为朋友。唐允许留学生自由地与中国人交往和到各地旅游、访问，带回采购的物品。留学生居留多长时间自便，在中国学习期间，要求他们按唐人衣食住行方式生活，以便更好地学习和领会中国文化。如吉备真备在唐朝学习后回到日本，就仿照中国的制度为日本制定了律令、礼仪等各种制度。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些日本留学生回国后依照中国文字创造了日本文字，如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有的是由中国字的偏旁部首改造而来，有的是中国字的草写。

纵观世界古代教育史，像唐代这样的留学生教育规模是罕见的，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及文化价值。

9．教育、研究和行政机构三者合为一体

在行政部门附设训练机构或采用带徒的方式进行专业训练，使得这些部门既是行政管理部门，又兼有研究机构和学校教育的职能，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了行政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唐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今辽宁锦州市东），人称昌黎先生，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韩愈的著作收集在《韩昌黎集》中。韩愈的《师说》，是我国关于教师论的名作。韩愈在思想意识上主张复兴儒学，反对佛老。

（一）关于教师问题的见解

韩愈教育思想最突出之点就在于他做《师说》，提倡尊师重道。尊师重道思想既是他出于重振儒家“道统”的需要，又是为了抵制当时耻于从师的风气。

1.教师的作用

在《师说》中，韩愈首先阐明了教师的作用。他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古之学者必有师”（自古以来，任何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如果没有教师的教诲和指导，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有才智的人。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人不是一出生就知道一切的，怎么会没有疑惑呢？有了疑惑却不去向老师请教，这个疑惑，最终不能解决。）他认为生而知之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无惑？如果“惑”而不从师，那才是“惑”呢！在这里他通过肯定人在成长过程中学习的重要性，进而肯定了教师的重要作用。

2.教师的任务

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传道”，就是传授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所谓“授业”，就是讲授儒家的经典，泛指文化知识；所谓“解惑”就是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业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教师的这三项任务，三者的地位，韩愈也摆的很清楚，“传道”放在首位，授业和解惑都离不开“传道”这个根本。传道是目的，授业和解惑是传道展开的过程和手段。

3.择师的标准

韩愈主张不管出身、门第、相貌等如何，只要学有所成，并且合乎儒道，就可以为人师表。“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们听闻见识事情也本来比我早，我就跟随他们，把他们当作老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如果听闻见识事情比我多，我也跟随他们，把他们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计较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晚呢？所以，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也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韩愈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也是择师的首要标准。从师是为了学道，谁有“道”，谁就有资格为师。韩愈强调“师道”正是对中唐以后耻学于师，不从师的不良风气的批判，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4.师生关系

韩愈认为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为师，两者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师生关系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只要闻道在先，术业有专长者，皆可以为人师表。

（二）关于教学和学习思想

1.业精于勤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进由于勤奋，而荒废由于游荡玩乐；德行的成就由于思考，而败坏由于因循随便。）

他以自己学习的经验教育学生要做到：

口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 嘴里不断地诵读六经的文章）；

手勤：“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两手不停地翻着诸子百家的书籍）；

脑勤：“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心神沉浸在意味浓郁醇厚的书籍里，仔细地品尝咀嚼其中精英华采），做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点上灯烛来接替日光照明。形容夜以继日地用功读书。全年都勤奋不懈），勤奋学习，长年不懈，才能获得知识。“读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勤奋苦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以后的成材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如果不勤奋读书到用的时候就空空如也了）

2.博精结合

韩愈在教学实践中领悟到博与精的辨证关系。博与精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一方面韩愈强调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学习，生活上贪多，急于求成，反而不容易得到想要的结果，要做到不管大的小的，都不抛弃，包罗一切，才能积少成多，从而达成愿望。）“兼收并蓄，待用无遗”；（内容不同、性质相反的东西都吸收进来）另一方面又要求精约，“提其要”、“钩其玄”，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做到博约结合，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3.学习与创造结合

韩愈认为学习古人，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要独立思考，不能尽信书本。主张把学习与创造结合起来，要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要“自树立，不因循”，“不与世沉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独辟蹊径，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