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近400年，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似断又续，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但仍有许多值得后世承继的教育特色和教育成就。教育上继汉开唐的时代。

北朝儒学教育更多地承袭了汉代经学教育的传统，而魏晋、南朝则是从重今文经学教育转向重古文经学教育，并最终破除二者之间的藩篱。

设立了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丰富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内容，也拓展了教育的职能，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北魏时期不仅普遍设置州郡学，而且建立了州郡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正式实行地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开始。

官学教育的削弱，使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依靠私学家学的发展。魏晋时期官学教育的发展极不正常，私学成为占主导的教育形式。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不仅质量与规模超过官学，而且分布面更广，类型多样化。

士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并以家学为专业，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家训、家诫等有关家教的著述也大量出现。颜之推（531-约595年），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传统与地位，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写出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子孙。这部著作在儿童教育方法上的真知灼见，现在仍值得研究。

各种思想纷争、交合，形成了教育思想的繁荣，同时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思想。其中重要标识之一，便是玄学的兴起。玄学是兼容儒道而成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它在形式上复活了老庄思想，并以此来诠释儒家经典。崇尚“自然”的玄学教育思潮，注重对人生内在真实价值的发现、把握和追求，关注个性的自由发展，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也引起了儒学思想的变化。在学风方面，推祟简洁明理、博采众家之长。在教育目标方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的培养。这些教育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

魏晋南北朝的取士仍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九品中正制”的出现甚至几乎取消了考试。“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把被选的士分为九品三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九品中正制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九品中正官人法”的具体做法是：

①设置中正。郡置小中正官，州置大中正官，由司徒选择“贤有识鉴”的现任朝廷官员兼任其原籍的郡小中正或州大中正。

②品第人物。中正官负责察访与之同籍的士人，了解其家世源流，整理其德才表现材料，并据此做出简短的总评语。“家世”也称“品”，本人才德谓之“状”，中正官注明士人“品状”后评定其等第。等第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③按品授官。中正官将品第士人的有关档案材料造成表册，定期送交司徒府，司徒核定后再由尚书隶用。通常是官位尊卑与品第高低必须相符，即上品者任高官，下品者任卑职。要升官必须升品，而降品即等于免官。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中正官是否“中正”是关键。初期选任中正比较慎重，多数中正对士人的品第也比较认真，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东汉以来浮华朋党之风，扭转了选士腐败的局面，国家也能选到一些有用之才。

但是后来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位居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他们品评士人，往往把门第家世作为唯一标准。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严重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由于前程无忧，也不愿下苦功去学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而门阀世族把持选士任官大权，归根结蒂也是为皇权所不容的。统治者的权力一旦有所巩固，必然要采取措施来加强对选士权的控制。

所以说南北朝后期察举制实施的重心开始向考试方面转移，这就孕育了国家设科招考和士人自由报考的分科考试制度的产生。依靠门资的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选官考试制度来替代它，科举考试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魏晋南北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高峰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汉、唐之间，起着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社会动乱，可其教育并非一片黑暗，毫无是处，反而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有其特殊的贡献。

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事业兴衰，可以取得一些历史经验：

首先，社会的安定是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

其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再次，教育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办学形式多样化，允许不同的教育思想间的学术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