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创建中央集权制度，大权集于皇帝一身，在中央实行官僚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废黜百家，以法为教，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承秦制，继续强化中央集权，但罢黜百家，独尊懦术，确立了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意识形态地位。秦汉时期的教育发展和变革与政治的发展和变革密切相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为了巩固统一，维护秦王朝的长治久安，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其中文教政策主要有：“统一文字、严禁私学、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一）统一文字

秦朝统一六国以前，各国文字很不统一。正如汉朝许慎所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例如，“马”字在七国就有九中字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社会长期演变的结果，与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文化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统一后，这种文字混乱的状况严重阻碍了统一政令的推行，而且也阻碍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为了顺应客观需要，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进行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下令“书同文字”。据文献记载，李斯以秦国字形为基础，吸收六国字形，总结出一种新的字体——小篆（又称秦篆），编成字书颁发全国。

秦朝对文字所作的整理和统一工作，是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化、定型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贡献，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作为文字统一工作的推动者，秦始皇、李斯等人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严禁私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处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对私学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政策，并且爆发了历史上残暴的“焚书坑儒”事件。

国家统一后，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秦为了达到思想的统一，简单粗暴的采取禁学、烧书的手段，罔顾民众基本的精神自由和文化需求，这不仅是文化专制的反映，也是愚民政策的反映。秦禁私学以后，“百家争鸣”的风气从此结束。限制了学术自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百家私学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沉重打击，一些学派衰落了，大量的著作散失毁灭了。这一政策，也严重地摧残了古代的文化教育。

（三）吏师制度

为了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为了培养一大批知法、执法的封建官吏，实现以法为治的目的，秦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政府规定教育的内容限于法令，其直接目的是使人成为执法守法、服从统治的顺民。

众所周知，夏商西周的教育，官师是合一的，后来由于春秋战国私学的发展，才出现了专门以传授文化知识为职业的教师。专职教师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秦代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各种制度的改革，确实取得了不少重大的成就。但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则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焚书坑儒”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上的浩劫和倒退，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这一失败的教训为汉代的统治者所记取，以后的封建帝王也引以为借鉴。

（一）汉朝的文教政策——“独尊儒术”

汉代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开始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主要得益于董仲舒在《对贤良策》的建议。汉代的教育制度及选士制度，正是在“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方学校体制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的。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的就可以通过选士而做官，取得荣华富贵，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儒与学已合为一体，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

（二）汉朝的学校教育制度

在“独尊儒术”政策的指引下，汉代各类学校教育蓬勃发展，形成了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汉代学校系统示意图如下：

汉朝的学校系统健全，有官学和私学。官学又有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中最重要的是太学、鸿都门学和宫邸学。地方官学按照地方行政建制建立，王莽执政时依次确定为学、校、庠、序四类。中央官学：太学的建立，使地主阶级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它标志着中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鸿都门学，因为校址设立在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它打破了儒学独尊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诗、赋、书画作为教育内容，这是教育的一大变革。宫邸学，一种是政府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胄学校，另一方面是以宫人为教育对象。宫邸学是自小学开始的，是汉代唯一由官方举办的小学。

汉代虽然有官学，但是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并非人人可以入学，所以私学兴盛。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书馆”：也称为“蒙学”，相当于小学程度，主要进行儿童启蒙阶段的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识字、习字。西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篇》，包括2144常用字，全文押韵，没有重复字，句子有七言、四言、三言等，既便于记诵，又切合实用。《急就篇》流传较广，是自汉代到唐代的主要识字课本。书馆教育中，体罚现象比较严重。实行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经馆”：学生从书馆结业后，其中少部分人可进入地方官学乃至太学或者更高一级的私学——经馆从事专经学习，大部分人则从此中断学业，从事农工商活动。经馆是较书馆高一级的私学，实际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程度最高的可与太学相比。汉朝的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而且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官学相比难分上下。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的历史渊源。

（三）汉朝的察举制度

汉代一方面开创太学，培养与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察举制度发现与选拔人才。通过这两条途径，充实汉王朝的官吏队伍。

所谓察举，亦称荐举，是由汉王朝的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依据考核，把民间及基层官吏中的德才兼备者推荐给朝廷，由朝廷授予他们一定的官职或提高其官位。

据《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曾诏令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访民间德才兼备的人，并把这些人送到京城。如果不执行这项命令，没有把地方上贤德之人推举出来，一旦发觉，就要罢免其官职。汉文帝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这种察举办法逐渐形成制度，文帝还亲自出题策问，要求被荐举的“贤良”之才，针对时政提出建议，答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这是汉代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以选拔人才的开始。

汉代察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推荐为主，以考试为辅，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特点。考试的方式很多，大致有以下几种：

①皇帝策试。皇帝亲自策试。从文帝、武帝始，直到东汉一些皇帝在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朕将策之”等语。

②公府考试。郡国地方岁举人才到京师后，由公府分别考试。东汉左雄改革以后，创立了在端门复试的制度，表明考试的成分越来越重，成为汉代察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③太学课试。太学不仅是国家最高学府，也是一个国家的考试机关。太学除负责太学生的教学与考试之外，也允许非太学生参加太学代表政府举行的定期考试，并根据成绩给予校外知识分子一种荣誉或资格，作为分配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

④童子考试。对智能优异的少年儿童给予单独考试并破格推举、任用。

汉代选拔统治人才，以荐举为主，辅以考试。察举是否得其人，还要经过考核，以试其实，最后量材录用。这种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更加全面地衡量选拔人才，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举而无实，靠请托而获选，又不致于仅凭一纸试卷定取舍，而忽略素日品行才学。这是汉代察举制度与考试制度给后世留下的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汉代的考试制度对我国古代考试的思想、方法、制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西汉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广川(治今河北景县西南)人。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有汉代“孔子”之称。西汉景帝时担任博士官，在朝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武帝时诏举贤良对策，他应征获第一名。他以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和“三年不窥园”的治学精神，赢得了当时读书人的尊敬，纷纷拜他为师。到了晚年，他退职家居，专门从事著书立说和教育活动。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和《对贤良策》等。其中，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对贤良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密切，并对我国封建教育制度有极大的影响。认真研究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全面了解汉代的教育政策、学校教育制度和选士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在对贤良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他想以政治的手段，借着国家的力量，推行其教育主张：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董仲舒看来，无论是养士还是选士，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百姓殊方，法制数变，君主无所持，百姓无所从，仍不能实现人心归顺，天下统一。这一政策不仅使养士和选士有了统一的标准，而且从思想理论上奠定了汉王朝巩固封建统一大业的基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董仲舒认为，兴教化的根本在于培养和选拔有贤德的人才，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国家之治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他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政策。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辟犹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养士和选士是分不开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使用主要是靠选举和贡贤，把那些真正有德有才的人推荐上来，经过考核再分别加以录用。只有这样，人才才不至于被埋没。

董仲舒上述三个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统一的局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与选拔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董仲舒提出的三大文教政策均被汉武帝采纳，并经武帝以后的两汉历代皇帝逐步加以推广和实施。它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文教政策，而且影响了西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文教政策。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养士和取士为基本内容的比较完整的封建教育制度。

（二）论道德教育

1.强调“德教”是立政之本

2.确立了以“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

3.关于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董仲舒主张：一是“重义轻利”、二是“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三是“积小致巨、以微致显”。

（三）论教学内容和方法

在教学内容上，董仲舒主张以“六艺”培养人才，教学内容完全儒学化，尤其重视对《春秋》的学习。相反，对自然知识的学习和自然事物的认识，他是反对和鄙视的。董仲舒独尊儒家的经典，鄙视对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这不仅是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的需要。

对于学生的学习，他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见解：

第一，贱二贵一。他指出为学必须专一，“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

第二，形静志虚。他主张为学必须虚心沉静。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悟解，体会精微。

第三，事在强勉。他提倡为学要不畏艰苦，强勉而进。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有大功。”

此外，董仲舒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教师要做到“善教”，要有“圣化”的功夫。在他看来，一名好的教师在学行方面必须有端正的态度，并在教学过程中做到适时量力，使其事半而功倍。

董仲舒关于指导学生为学方法的见解，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他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强调教师做到善教的思想，无疑也是正确的。

王充（27- 约100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自幼刻苦读书，年轻时进过京师太学，通名流百家，学识甚为渊博，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著述和讲学。他批判地吸取了先秦诸子的学说，自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把春秋战国时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的教育思想中含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王充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一生中作过几次官，但与当时政见不一，多是辞官而走，他虽有才华，但怀才不遇，可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也很坦然。

（一）论教育作用

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二）论教育目标——“鸿儒”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首次提出教育应培养创造性的学术理论人才。

（三）论教育内容——“博通百家”

儒家经典成为官学中规定的教科书。王充认为，不仅儒家学术有益于政治，诸子百家的学说同样是“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同样需要学习。人的知识越广博，思考得越深入，他的观察能力就越敏锐，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就越高强。王充不仅要求人们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而且也要从现实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中获得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的知识比书本知识更为重要。

（四）论学习

1.学知与闻见。王充生活的时期，迷信“圣人”，认为圣人的料事能力是先天具有的，“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王充认为，所谓圣人的“独见之明、独听之聪”，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的。“圣人不能生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见闻，则无所状。”

2.思考与求是。“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一方面王充重视实证，另一方面，也是在打破圣人崇拜心理后以避免个人主观偏见的良方。

3.问难与距师。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王充这种敢于打破旧思想、旧传统束缚、不盲目迷信、崇拜，坚持真理的求知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是一个有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