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务思想及早期维新思想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这些人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以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主张“时务”“洋务”或“西学”，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为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洋务派及其思想

（1）洋务派的简介,

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在中央主要是以恭亲王奕訢、瓜尔佳·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宗亲贵族官员，在地方则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2）洋务派的主要思想

关于洋务运动，贯穿其始终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自强”和“求富”以及“师夷长技”、“中体西用”这八个字。

①自强是洋务派早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创建军事企业时的口号，意在增强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求富是洋务派后期七十年代中后期在军事企业面临缺乏燃料资金等问题的情况下，创办民用企业时提出的。

②关于“师夷长技”，它是由魏源首先提出的，也是对洋务派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概括，简单说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用来抵制西方的侵略。

③“中体西用”则是说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流时应当以中国为主体，西方为辅助。最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是冯桂芬。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体”和“用”是有主次之分的，所谓的主次，就是在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也可以说是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使得中国没有被完全的西化。

2、郭嵩焘及其洋务思想

（1）郭嵩焘的简介

郭嵩焘（1818—1891年），字筠仙，湖南湘阴城西人。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佐曾国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被授为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同治二年（1863年）任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光绪元年（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

（2）郭嵩焘的主要思想

①富强思想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a.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b.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c.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

②外交思想

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为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焘还把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参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

③中西文化观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3、早期维新思想

（1）早期维新思想的简介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它不仅比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与洋务派划清了界线，同时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2）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①冯桂芬的思想

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冯桂芬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他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采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奖励科技人才、减均赋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②王韬的思想

王韬（1828—1897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江苏苏州人。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

王韬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他在探讨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③薛福成的思想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自幼即受时代影响，广览博学，致力经世实学，不做诗赋，不习小楷，对八股尤为轻视。薛福成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他的《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④郑观应的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年），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但郑观应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书籍。《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他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广办报纸；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养；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这样的主张就和洋务派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