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简介

杨履方（1925——），剧作家。四川璧山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编导研究班，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解放军艺术剧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马鞍山市话剧团、文化局编剧，武汉军区京剧团及文工团创作员，湖北省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作品有大型话剧剧本《海防万里》(与张泽易合作)，话剧剧本《布谷鸟又叫了》，电视连续剧剧本《热血英魂》八集（合作)等。大型话剧剧本《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1964年华东区现代话剧汇演优秀剧目奖，现代京剧剧本《千秋节》获1982年全国京剧现代剧优秀剧目奖。

二、作品导读

“第四种剧本”，得名于剧作家刘川的评论文章《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指的是我国50年代中期（主要是1956、1957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中，除去概念地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与敌人的军事斗争”）之外，涌现出来的“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另一种剧本。主要代表作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此外，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王少燕的《葡萄烂了》、李超的《开会忙》等剧作，因其相似的创作倾向，也被看作是“第四种剧本”。其主要特征首先表现在题材的拓展上，除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之外，还描写工农于部、知识分子等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等等；其次，突破当时话剧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套子，代之以对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第三，主题大多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第四种剧本”是指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剧作家勇闯禁区，大胆干预生活，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成果，成为当时突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较为成功的作品。

作品分析：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上海人民艺术剧院1956年首演，发表于1957年《剧本》第1期。剧情描写江南某村成立高级社后，社员大搞积肥运动，冬闲变成为冬忙。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们也成为生产上的“半边天”。主人公童亚男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与小伙子们又竞赛又对歌，人称“布谷鸟”。亚男的未婚夫王必好是团支委，但他思想狭隘、自私，向亚男提出了荒谬的五项条件，限制亚男唱歌，也不准她与青年申小甲来往。为阻止亚男与申小甲一起去学拖拉机，他无理撤下亚男的指标，并偷来申小甲的日记要挟亚男。亚男一怒之下与他决裂，同时也苏醒了对申小甲的爱情。王必好串通另一个团支委孔玉成，非法开除了亚男的团籍。“布谷鸟”哑然了。王必好和孔玉成以权谋私的行为引起社员们的不满，也引起了老党员郭家林的注意。支部书记方宝山只关心生产不关心社员生活，郭家林用激将法使他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偏颇。他们严厉批评、处分了王必好和孔玉成，支持童亚男去学拖拉机。亚男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获得了与申小甲的爱情，“布谷鸟”的歌声再次响彻了田野。

此剧在《剧本》上发表后，南京、上海、北京及其他各地相继上演。后来，该剧还被改编为歌剧、戏曲，拍摄成电影。1959年《剧本》和《文艺报》上相继发表评论，肯定“这是一部优美的，横溢着生活激情和劳动欢乐的抒情喜剧”，“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中的好作品之一。”然而，“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剧本被打成“毒草”，改编的电影被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影片，有关人员均受株连迫害。1979年初，《上海戏剧》以《布谷鸟又叫了，又叫了》为题，刊登杨履方、陈恭敏，谢德辉等的文章，才改变了对剧本的不公正评价。

主题意蕴：该剧反映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现实，但全剧充满着农村的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赞扬了青年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对真正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剧本的主题思想和“布谷鸟”的形象无疑是健康的、积极的。全剧以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火热的农村生活为全景，以女主人公童亚男与王必好的恋爱纠葛为中心事件，通过几对夫妻和恋人关系的生动描绘，及主要人物之间思想性格的冲突，显示出社会的巨大变革给基本上获得了解放的劳动妇女带来的精神面貌的新变化：她们为男女平等，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保持独立的人格，实现人的价值，与封建残余，私有观念，违法乱纪行为，见物不见人的官僚主义思想等进行了斗争。通过斗争的胜利，歌颂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这里有对妇女从封建思想束缚下求得进一步解放的内在过程深刻而真实的描写，也有对社会主义时代的人际关系的探讨，有对于个性自由、人格平等和人的价值的重视的呼吁，它的总的主题正是对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追求。

在人物塑造上，当时很多剧作存在着按人物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地位确定人物思想的做法。这样，作品中的“人”已不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是概念的化身。《布谷鸟又叫了》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人物塑造的老框框，“完全不按阶级配方来划分先进与落后，也不按党团员、群众来贴上各种思想标签”，完全按照实际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人。“作者在这里并没有首先考虑身份，他考虑的是生活，是生活本身的独特形态！”为此他呼吁剧作家要忠于生活，尊重生活，“让思想服从生活，而不让思想代替生活。”（刘川：《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