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戏剧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戏剧无论在剧本创作还是演剧艺术无疑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文学剧本和舞台实践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宝贵财富。中国当代戏剧发展演变轨迹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社会思潮的变迁直接相关，按时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新中国戏剧的初盛阶段，“文革”时期戏剧的凋零，新时期话剧的复兴，新世纪话剧的走向。

一、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中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一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1949年10月，老舍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和文艺工作职务，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并多次代表中国作家到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访问。建国后，老舍创作重点由小说转向戏剧，以“勤、多、好”著称。1951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十几年里，他创作了二十三部剧本，其中多幕剧就有十五部，包括话剧、歌剧、儿童剧和戏曲，如《龙须沟》、《方珍珠》、《春华秋实》、《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创作于新中国的剧作，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鼓词、快板、相声等曲艺作品和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特别是《龙须沟》和《茶馆》这两部剧作，成为迄今为止新中国话剧创作中的典范之作。1969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老舍不堪凌辱，为抗议民族灾难的到来，于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

二、作品导读

《茶馆》（三幕话剧），发表于《收获》1957年创刊号上。是老舍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创作的一部杰作。收入《老舍剧作选》。也是我国当代具有世界性深远影响的优秀剧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新的文化建设事业，表达着自己所能体会到的解放感与新生感。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了戏剧创作方面，从1950年到1966年，他先后创作了20多部剧作。《茶馆》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主题意蕴：《茶馆》描写了三个被埋葬的旧时代，反映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近五十年的变迁史。这部以老北京下层社会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剧作，是旧中国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剧作以北京裕龙大茶馆为背景，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清朝末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和刚刚赶走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统治又卷土重来的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的时期作为三幕戏的时代背景。作者以极其精湛的笔端和巧妙的艺术手法，通过茶馆这个小窗口以及出入于茶馆的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和他们的举止言谈折射出整个社会大背景，揭示统治的黑暗、官僚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从而宣告旧时代必将被彻底“埋葬”。“侧面地透露”出对光明美好社会的向往和黎明的即将到来。

作品分析：剧中的“裕泰茶馆”，实际是旧北平、旧中国的一个缩影。在混乱动荡的半个世纪中，通过“裕泰茶馆”这个窗口，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政权虽然几经更迭，可无论是哪种变化，其卖身投靠帝国主义、榨取人民血汗的罪恶本质，都丝毫没有改变。作品正是通过解剖“茶馆”的变化，解剖进出“茶馆”的各色人物命运的变化，无情地揭露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猛烈地抨击了清王朝以及新、旧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鞭挞了帝国主义强盗对我国的残酷掠夺。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并且透露了黑暗已经到了尽头，光明就要来临的征兆。全剧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却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中心，历经三个时代几十个人物的生活变化，充分体现出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从而看到了埋葬三个旧时代的必然性，给人们展示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

人物形象：《茶馆》的成功还在于塑造了众多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全剧出场的人物有七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十多人，而且这些人物大多个性鲜明。其中，以王利发、秦二爷（仲义）、常四爷等三人的形象最有影响。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小业主形象。首先，为了生存与温饱，他一直信守顺民哲学，从不招惹是非，对太监、资本家、新旧军阀的狗腿子、特务、大兵……，一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陪笑脸、说好话。但一切恶势力的人物，也都无休止地上向他敲诈、勒索，使他穷于应酬，疲于奔命。其次，在茶馆的经营上，他能够吃苦耐劳，勤于操持，每天早起晚睡，亲自送往迎来，而且还是一位善于追赶时代潮流的“圣之时者”，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茶馆的经营方向，使“裕泰”茶馆在北京的茶馆业已十分萧条的情况下，得以勉强维持。第三，就个人品质而言，他还是善良而有正义感的人．在自身还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收留了康顺子母子；为掩护青年学生免遭逮捕，他不得不咬紧牙关解囊相助。这些都说明了他具有中国人的良知，然而他的下场是走投无路，被逼自尽。王利发的悲剧启示人们，在吃人的旧社会，靠本分、善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是不会得到安宁与温饱的。他的遭遇不仅唤起人们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憎恶，而且使人清醒地认识到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取向。为了迅速结束这样的年代，人们就必须起来与它进行斗争。王利发最后能够嘲笑国民党党棍，依然命令儿媳、孙女去“西山”，追寻参加了游击队，说明了他的觉醒，同时也预示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都必然要走的一条生存之路——革命斗争的道路。

常四爷，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富有爱国反洋意识的“旗人”。他属于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员，有铁杆庄稼 （吃皇粮）的保障，可以衣食无忧，但他并未因此就昧着良心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当看到洋人的势力横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等现实时，他十分感慨地说：“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其实他并非希望大清真的灭亡，而是忧国忧民的慨叹。

就其性格而言，他倔强、正直、富于同情心。对于那些横行乡里、飞扬跋扈的人，他敢于顶撞、讥讽；对于弱者、贫者，又能慷慨解囊、扶困救危。就是到了民国，随着满清得倒台，他再也没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的保障了，他没有像其他那些“旗人”那样，靠变卖家产为生，而是自己在城外买了一块地种菜，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他的性格，饱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好品德。

秦二爷（秦仲义）是一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秦家本是北京城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家里有很多金钱和房产。他完全可靠着祖上的财产，吃喝玩乐一辈子，但是面对国弱民穷，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他决心搞实业救国，变卖了家里所有的房产、地产，办了个“顶大顶大”的工厂，但是，在那黑暗的、腐朽的时代，他的努力最终只能化成泡影。当他从自己亲手办的工厂被赶出来时，只带了签支票用的金笔和在工厂门口捡到的两个螺丝帽。他对王利发说：“人哪，有钱就该吃喝嫖赌，决不能做好事，做好事绝没有好下场！”他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靠实业救国是行不通的。

老舍先生在剧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样一些饱含旧社会人间沧桑却不丢中国人骨气的人物形象，也刻画了刘麻子、庞太监、唐铁嘴等旧中国地痞、流氓的丑恶嘴脸，形象地反映了旧社会政权的更迭，其本质不外乎是欺凌良善，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

艺术成就：《茶馆》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还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了老舍剧作的风格，作品因丰富的生活图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了无可比拟的现实主义高度。为了多方面、全景式地展现社会生活场景，老舍在话剧结构上做了创新的尝试。他没有采用以一个中心事件贯串全剧线索的传统结构形式，而“以人物带动故事”+以人物命运作为结构线索。作者非常巧妙地通过处理各种戏剧因素“变”与“不变”的关系，来组织戏剧冲突。

首先，剧作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本质，但是它却没有选取重大的社会题材，没有去描写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人物，而是通过“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的方法，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来展现的。茶馆作为社会的一个“窗口”，就是一个小的社会。通过它的每况愈下，最终为黑暗所吞没，展现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吃人的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

其次，剧作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手法，不求故事情节的连贯，矛盾冲突的紧张激烈，而是采取了“人像展览式结构”，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的命运、沉浮，来完成作品的主题。剧作所反映的内容，时间之长，跨度之大，人物之众多，都是话剧创作中罕见的。在全剧出场的70余个人物中，有名有姓的就多达50余人。对这样多的人物，作家采取了主要人物由壮到老（如王利发等），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如刘麻子、唐铁嘴等）；每一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儿，又和时代结合起来；无关紧要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剧种的各色人物哪怕只出场一次，只有三言两语的台词，也都对深化作品的主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次，作品还比较集中的体现了老舍剧作的民族风格，充分发挥了作家熟悉旧社会、擅长写北京市民生活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北京味儿”。剧中的人物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其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精神气质、语言习惯都是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产物；而环境则是典型的北京茶馆，茶馆的陈设、布局，人物间的对话，都是地道的北京味儿。尤其是作家还把曲艺这种民族的艺术糅进剧作之中，不仅有机地介绍了剧情，解决了时间跨度大等难题，更增加了我们民族艺术的表现力。

最后，在进行话剧文学的创作中，老舍还注意从其他艺术形式，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和曲艺中吸取营养，丰富话剧创作的手段。在话剧艺术的中国化进程中，剧作《茶馆》及其艺术探索占有重要地位。

《茶馆》在“文革”前后，曾数次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并带到国外，每次演出都引起热烈反响，为中国话剧艺术赢得了世界声誉，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