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简介

杨绛（1911—），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3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

二、作品导读

散文《下放记别》为《干校六记》的第一篇。《干校六记》1981年5月出版于香港。同年7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作者杨绛及其丈夫钱钟书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被列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改造对象，被集体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主题意蕴：本篇散文作者以平静的语调，讲叙了他们夫妇下放去“干校”前后个人及身边发生的故事：下放前的不安等待、为丈夫准备行装、送别丈夫、女儿为自己送行、在“干校”与丈夫的会面等生活场景。既是流水般的依次讲述，又始终围绕着一个“别”字从容展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悲剧性的事件发生，而作者虽也有忧愁、焦虑和悲痛之情的流露，如文中的夫妻离情、母女别意、女婿之死等，却并没有通常所见的那种激愤的控诉和狂躁的宣泄，而是以平淡含蓄的语言，以平常心和普通人的情感，揭示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的关系：在席卷而来的历史风暴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优雅与自尊，生活残酷地让他们从事最不擅长的体力劳动，以加剧他们的自卑，从而在生理上和灵魂上打垮他们。作者观察和表现纤细入微，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淡远平和中不乏幽默和调侃，传达出淡泊、宁静、乐观的生活态度，并显示了一种身处历史漩涡中心之外的冷静和清醒。

作品分析：全篇围绕着一个“别”字展开，这里既有生离又有死别。尤其几次车站送别的场面，作者作了细致的描述。第一次是作者与女儿、女婿一道，去车站送钱钟书上干校，这是一别，其中写到女婿乐于助人的一幕，看似闲笔，却为下文埋下了伏笔；第二次是作者自己去干校，女儿前来送行，叙述中又带出女婿被迫自杀的遭遇，这就使这次母女之别与亲人间的生死之别交织在一起，从而加重了悲剧气氛；接着，文章叙述作者到干校后与丈夫的生活情形，也没有离开一个“别”字，“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还是夫妻各居一所，末尾带出“独在北京”的女儿，“我们算是同在一处了”，看似自我安慰，却又突出了对女儿的挂念，把离愁别绪再加重了一层。

艺术成就：首先，散文《下放记别》语言朴素含蓄，流露出一种抑制情感后的平静和乐观，而将痛苦、酸涩尽量控制在这一叙述语调之中，言近旨远，意味深长。作者对那个特殊时代的不满，对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乃至对整个社会前途的担忧，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那个疯狂年代下人性的疯狂也有着极大的愤怒，但文章在写法上突出了“平静”二字，以纤细入微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显示出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身处历史漩涡中心之外的冷静和清醒的人生态度，并且在淡远平和中还不乏一种幽默和调侃，这充分体现出作者高深的人生修养和坚定的生活信念。比如在写到作者去车站送钱钟书先生下放的情景时，只是平淡地记述当时的情景：“红旗开处，俞平老(即俞平伯)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写自己感触也只是说“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酸涩中还夹杂着调侃的意味。即使是直接写自己的心情，也只是“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几个字，点到即止。写大家的心情，只简略地用“漠无表情”，并且分析道：“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这是作者有意识地与当时“伤痕文学”中所流行的那种伤感化叙述和读者的一般阅读期待拉开距离，不过，这种抑制性叙述反而更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动乱之中的人们的心灵处境。处在时代大灾难中的人们实在无暇抒发过多的感慨。同样，即使在叙述自己的女婿被迫自杀的情景时，也没有过多的抒情，只是将悲情浓缩在告别女儿时心境的描述中。而在对干校生活的叙述中，不是去渲染痛苦、压抑，而是不时地以幽默笔调，穿插一些可笑的场面，从而传达出作者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

其次，散文的叙述态度和叙述方法，显示了一种身处历史漩涡中心之外的冷静和清醒，真实地揭示了个人悲剧的普遍性、社会悲剧的深重性，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在“文革”的时代大悲剧中，虽然不乏清醒的批判者、思考者，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屡次政治运动，都惶惶然地面对现实，无暇作超越性的思考，对社会的批判更在少数。因此，散文《下放记别》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