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1949年为中国当代诗歌（在此特指中国当代大陆诗歌）的起始，几十年来，当代诗人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上不断进行探索，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可能，呈现出了复杂纷繁的文学景观。当代诗歌的发展按时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新时代的颂歌，天安门诗歌运动，新时期诗歌，新世纪诗歌创作。

一、新时代的颂歌

1949年10月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由于新中国成立，诗歌的主旋律主要是歌颂新中国、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的领袖、歌颂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等作品，在对历史性场景的描绘中宣泄了与新时代序曲相呼应的喜悦。

艾青建国后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诗歌日益成熟，诗歌的格调焕然一新，风格多样，追求诗歌的朴素美和单纯美。他的许多诗歌欢快、明朗，情景交融，善于运用象征、暗示等方法，能抓住事物的外形与本质来抒写自己的感情，揭示丰富深刻的生活内蕴，寓意深厚，含蓄蕴藉。如《我想念我的祖国》、《春姑娘》、《西湖》、《礁石》、《维也纳》等诗作，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等。

闻捷的诗歌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笔调清新，语言优美，形象鲜明，从多方面赞美了爱情和新生活；代表作品有《我思念北京》、《天山牧歌》、《吐鲁番情歌》等。

梁上泉的诗歌题材比较广泛，多以描述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不少作品构思精巧，写景状物生动形象，诗句简练，风格明快；代表作品有《高原牧笛》、《蝴蝶泉》等。

1955年错误地批判所谓“胡风集团”，1957年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先后使鲁藜、曾卓、绿原、牛汉和艾青、吕剑、公刘、白桦、邵燕祥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受到冲击，中断了歌唱。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民歌创作，出现了廉价的颂辞和浮夸的赞歌，以对民歌的狂热推崇与简单模仿代替了诗的创造。

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代表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李瑛、严阵、张志民等。其中一部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逐渐强化了对诗歌优美意境的追求；一部分诗人随着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潮流，走上了写政治抒情诗的道路。郭小川的《林区三唱》、《厦门风姿》等吸收了辞赋的某些特点，创造了长廊句式，被誉为“新辞赋体”。贺敬之的《回延安》感情激荡，大量采用比兴、夸张、对偶、排比等手法，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对母亲延安无比深厚的感情。60年代初的长诗《雷锋之歌》是贺敬之的代表作。李季对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新的开拓。他善于从民歌中吸取养料的诗人。他把自己建国以后创作的诗称为“石油诗”，对中国石油工业的成长发展作了写实性的记录。有《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多部诗作结集，诗风明朗而朴实。上述诗人给予新中国诗坛的贡献在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新的生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在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影响下，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成为风气，但后来有些诗人仅热衷于慷慨陈辞，遂使某些诗篇沦为政治概念的图解。

二、天安门诗歌运动

自1966至1976年，“文革”十年历史悲剧也造成了诗歌的灾难。人民对流行的诗歌失去了希望，同时也决心以自己的怒吼来冲破沉寂，作为这一世态民情的集中表现，就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以诗歌为主要武器的革命运动。

在抄录、搜集、收藏、整理和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歌的工作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汉语教研室十六位同志的集体化名）和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贡献最大。他们顶着“四人帮”的高压，甘冒坐牢杀身的危险，搜集并分别于1978、1979年编辑、出版了《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此外，《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二一一厂等单位，也先后进行过天安门诗歌的抄录、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天安门诗抄》收入了六百余篇诗文。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古体诗、词、曲、挽联等；第二辑，收新体诗；第三辑，收悼词、誓词、祭文、散文诗。这本诗抄附有多幅珍贵的照片。

天安门诗歌运动是非常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它是人民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并在一场划时代的斗争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不仅为中外文学史上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殊荣。

三、新时期诗歌

以天安门诗歌为源头，以1976年10月的胜利为起点，新诗进入了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诗歌的主流恢复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它最初以悲欢、喜怒交织的旋律与强烈的真情实感，和人民一同呼号一同前进。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等作品，唤起了千百万人的同声歌哭。当诗歌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泥淖中挣脱出来，又呼应着时代情绪和人民意愿，转到理智的沉思和执著的追求。不少诗篇，都有对往昔的反思、对现实的凝视和对明天的憧憬。生活内容的变化与除旧布新的变革给了诗人以新的生命和新的灵感，可以听到诗人比过去更富于个性的声音。

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诗人则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这批诗人有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徐敬亚、王小妮等。他们的诗歌有情绪基调深沉，个性张扬，真实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写自己独特的体验等特点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不仅仅是某个诗人群，或者某类诗作，而是一种带有叛逆性，先锋性的创作潮流。因其作品在艺术上多用总体象征，具有表达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的《永别了，墓地》、《远与近》等，都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品。几乎和“朦胧诗”群体同出于80年代初期，而在90年代终于成为主潮的“新生代”，是比较庞杂的诗人群。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子，王家新等为代表的所谓“后朦胧”诗人，此外，还有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特点表现为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观念上的反崇高，反英雄，艺术上则反优雅，反意象，有意用原生态的口语入诗等。

在大陆当代诗歌发展的同时，港台也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诗人。台湾著名的诗人有余光中、舒兰、白荻等。余光中出版了《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等十多部诗集。他的诗歌具有浓重的中国意识和深厚的历史感，多写游子思乡心态，构思精巧，文字朴实，意象新丽，情意浓烈，颇受好评。《乡愁》、《春天，遂想起》是他的代表诗作。舒兰的诗集有《抒情诗》等。他的诗歌意象新颖，结构独到，语言浅近，情感深厚；代表作品有《乡色酒》等。白荻有《天空象征》等诗集。

四、新世纪诗歌创作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文化格局的生成与定型，多元化格局已经成为新世纪诗歌的美学主潮。当下的诗歌写作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丰富性与驳杂性。

从语言角度来看，“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三种写作倾向形成了一种既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势，新世纪以来诸多的“诗歌流派运动”及“诗坛论争”现象便是有力表征。其中，“70后”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低诗歌”运动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诗歌流派运动”现象。除此之外，新世纪以来，不少“先锋性”的诗歌流派运动、诗歌事件及相关诗歌论争也相继展开（如“垃圾派”诗歌运动、“梨花体”诗歌事件、“羊羔体”诗歌事件等）。

在新世纪活跃纷繁的诗歌写作中，出现了两个颇为鲜明的艺术“增长点”。一是“人性化写作”倾向的出现。“人性化写作”在诗歌的内容上普遍增强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显示出对人的日常生存境遇与生命本身的关注。除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写出一批力作之外，李瑛、田禾、吕约、刘立云、祁人、马铃薯兄弟、周庆荣、刘福君、王顺彬、唐诗、姚江平、金所军、楚天舒、李少君、江非、倮倮、郭新民、阎志等一大批独立于“两大诗歌阵营”之外的诗人均创作出了“人性化写作”的出色文本。另外一个明显的“增长点”便是近些年出现的“长诗热”现象。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进行长诗创作，意图通过营造在结构上较具规模与难度的诗歌文本来实现自己某种宏大的艺术追求。其中，林莽的《记忆》、大解的《悲歌》、梁平的《重庆书》《三星堆之门》、胡丘陵的《长征》、赵红尘的《酒神醉了》、伊沙的《唐》、洪烛的《我的西域》、路云的《彼岸》、周启垠的《血之水》、海啸的《海啸三部曲》、董迎春的《水书》、高凯的《百姓中国》、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南方狼的《青铜调》等长诗均是在艺术上各有特点，值得关注的诗歌文本，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世纪以来长诗写作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