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生活激荡，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中国当代散文名篇佳作灿若繁星，堪称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通过品读名家的生花妙笔，可以感受到他们如诗的人生、如水的情感、如光的思想。当代散文的发展按时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颂歌”、“战歌”与政治异化下的散文；新时期散文的艺术求索；90年代“散文热”的兴起以及新世纪的散文发展。

一、“颂歌”、“战歌”与政治异化下的散文

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社会秩序稳定，国民经济恢复，广大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遗憾的是历史进程并未如人们预想的那样笔直平坦。自1957年以后，政治形势忽阴忽晴，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也只得在主流意识形态制约下，曲折前行。

总观建国后十七年的散文创作，无不受着“颂歌”和“战歌”这一主旋律的深刻影响，不过各个时期各种样式又有所不同。建国初期是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杂文曾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和六十年代初实行调整期间活跃了一阵，终究因不合“颂歌”的标准而偃旗息鼓。在散文诗创作中，围绕某个象征物进行想象和歌颂的写法最为普遍，由于不敢触及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缺乏对内心世界和人生真谛的深入探求，加上艺术手法不够多样化，因此总体上显得轻倩有余，深度不足。

相比较而言，抒情散文十七年间取得的成绩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抒情散文向来是散文创作的主流。建国后十七年抒情散文的优秀作品有巴金亲切自然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真挚隽永的《樱花赞》，杨朔诗意盎然的《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激越高亢的《日出》、《长江三日》，秦牧谈天说地的《土地》、《潮汐和船》，吴伯箫朴实醇厚的《记一辆纺车》、《歌声》，徐迟奇丽空灵的《黄山记》，菡子委婉细腻的《黄山小记》，翦伯赞充实活泼的《内蒙访古》，曹靖华绘声绘色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可谓流光溢彩，争妍斗艳。上述散文佳作多出现于六十年代前期，当时调整文艺政策，文艺界的环境较为宽松，散文家便乘势而进，各显身手，终于形成了1961年的“散文年”和以后持续两三年的繁荣局面。

在众多的名家高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其共同功绩在于使抒情散文摆脱了通讯特写的影响，不再过多地停留于对工农兵及相关事件的如实描写上，而是敏锐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反复体察它对自己心灵的触发和感受，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散文艺术最宝贵的抒情特性。杨朔使散文向诗靠拢，把散文“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他常常精心选择一个中心意象，巧加铺垫，由实而虚，逐步展示其象征意蕴，然后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揭示主题，戛然而止，显得曲折有姿，晶莹剔透。刘白羽使散文向政论靠拢，他观察日出、江河等景观时细致入微，描写时尽情挥洒，然后在关键之处升腾起理想的火花，把历史和现实交织起来，抒发无穷的赞颂和感叹，读来颇有几分雄辩的政论家的色彩。秦牧善于从知识宝库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借鉴了“杂文”的手法，围绕中心，说古道今，旁征博引，夹叙夹议，融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具有娓娓动听的艺术效果。

“文革”十年，是国家的灾难，也是文化的灾难和散文的灾难。在这场大革文化命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的是“杂文”，而第一个牺牲者则是邓拓。邓拓从1961年起应《北京晚报》社要求，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在《燕山夜话》专栏陆续撰写了一百五十多篇杂文，后又以《燕山夜话》结集出版。接着，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实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期在“伟大的时代”、“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燕山夜话·自序》）。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也积极仿效，颇有“百家争鸣”的生气。1966年，邓拓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横遭迫害，接着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黑线”遍及全国。株连所及，散文的个性丧失殆尽，真实性品格变质，而“假大空”的批判文章、议论文章形成“大一统”局面。文坛整体上也和当时的政治局面、文学局面一样，已是“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了。

这种局面的形成，自然最主要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实行阴谋政治的结果，但也有早在“文革”前的种种因素存在。如在散文创作理论上，强调以革命的政治的要求放在压倒一切如在散文创作理论上，强调以革命的政治的要求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指责散文“专讲形式”，说“散文行文自由”是其“局限性所在”，这就为散文的个性自由制造了桎梏。新中国的诞生，呈现在作家面前的是新的天地、新的事物、新的人和新的气象，因而要求散文和散文作家去熟悉、去表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以高亢的、健康乐观的精神面貌反映时代主旋律也是必然的。但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将一些积极“干预生活”的作品归人“毒草”，把一些思想活跃的讲真话的作家打成“右派”，甚至强迫“劳改”，这就挫伤了作家的心性，助长了散文品格的虚假、矫揉造作和平庸、单调。“文革”前夕，不仅杂文成了“禁区”，出现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抒情和记叙性散文也步履艰难，难成气候。

审视“文革”十年，散文园地一片荒芜。当代散文的“沉落”，虽然与“文革”前夕的种种迹象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散文作家的过错，也不是散文理论本身“失误”的影响，而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造成的恶果。在这个充满杀机、冤狱遍布的恐怖时代，不用说“文罹文网”，就是与笔墨绝缘的散文名家也不能幸免于住“牛棚”。至于那些铺天盖地的“论”、“议”和毫无艺术价值可言的“官样”文章，则是“文痞”和扭曲了灵魂的“笔杆子”的狂噪。

二、新时期散文的艺术求索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文学艺术这个重灾区终于峰回路转，换了新貌。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不时有反复，但以“实事求是”为指针的思想解放运动毕竟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改变文学创作(包括散文)日趋繁荣的局面了。

最先涌现的是一大批悼念散文。十年浩劫，苦不堪言，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了声讨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热潮，许多作家和非作家纷纷执笔撰文，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悼念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控诉“四人帮”迫害革命者的血腥行径。尽管悼念散文以珍贵的史料价值取胜，但其中确实也有不少文质俱佳、声情并茂之作，如《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好总理》(冰心)、《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痛悼傅雷》(楼适夷)、《刑场归来》(公刘)等，读后无不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短期内有如此多的悼念之作问世，是中国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作家们没有长期地停留于单纯控诉的阶段，他们又很快进入了反思和追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散文创作。八十余岁高龄的巴金出五集《随想录》。

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增加了不少新人。所谓“新人”，并非简单的“年轻人”的同义语。具体说来，包含了如下不同类型的作家：一类是平反冤假错案以后复出、归来的老作家，如萧乾、黄裳、吴祖光、邵燕祥等；一类是各方面的学者、艺术家在“主业”之外兼写了不少散文，如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周汝昌、吴冠中等；第三类才是晚出的散文家，如贾平凹、梁衡、余秋雨、史铁生、赵丽宏等。

新时期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个性的充分发扬和文体的自由发展。以上述几类作家来说，“复出”的散文家历尽沧桑，深受磨难，执笔为文时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众多学者、艺术家大胆解放思想，以充分的自信、从容和睿智引导读者进入了色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和文艺天地。新出的散文家视野开阔，勇于作出新的艺术创新和探索。总之是各尽所长，异彩纷呈。以散文的具体样式而论，由于改革开放的迅速进展，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众多矛盾，报告文学空前繁荣，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由于拨乱反正，对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了新的历史评价，加上我国向来有“以史为鉴”的宝贵传统，于是回忆录和人物传记蓬勃发展，给了读者崭新的启示和强烈的震撼。抒情散文、游记、随笔等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抒情散文取得了新突破，个性的成分大大增强，思想不断深化，而风格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了，真正克服了建国以来常见的“颂歌”和“战歌”的单一格调。人们仿佛又闻到了从“五四”到二十年代前期散文创作清新活泼的气息，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回归，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增添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深沉的历史沧桑感。贾平凹的《商州初录》系列散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陕南商州一带的历史传统、地理形胜、风尚变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可以看出，他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沈从文等人的“谈话风”散文传统，用工笔细描却又畅达活泼，毫无繁琐逼仄之感，以纯熟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白话为基础，而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典雅简练的文言词语，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梁衡的散文追求“大气”，自觉地和那些琐屑无聊的“小散文”划清了界限。他爱写历史人物和山水游记，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的《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干拍遍》等，对以往的历史进行崭新的审视和思考，进而选择独特的视角，有声有色地深入到周恩来、瞿秋白、辛弃疾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强烈的现代理性和忧患意识。还不应该忘记小说家加盟散文创作后所带来的新变化。如王蒙在散文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扩大了散文表现的时间和空间。

三、90年代“散文热”的兴起

人们逐渐习惯于把“散文热”确定为90年代文学的重要现象。90年代散文烙上了文化转型的印记。在贫困、愚昧与落后的境遇中，寻找现代性是文学的世纪性主题；同时，文学对市场经济下人的异化又表现出特别的警醒与忧虑，甚至由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不满进而对现代化再思考。在物质／精神、技术／人文的冲突中，现代人围绕着难以自释的困惑与焦虑，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话题。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进行散文创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因此被称为“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以文化为视觉来关照表现对象，但与历史文化反思的作品相比，在美学风格上往往表现出理性的凝重与诗意的激情以及浑然一体的气度。

90年代的“散文热”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旧作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层出不穷；二是散文刊物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几乎都辟有随笔、小品专栏；三是染指散文者日众，名家、非名家的散文集(或随笔、小品)成为畅销书；四是读者对散文的向消费。在各种选本、书系中，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全编”系列，百花文艺出版检的“百花散文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以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海派小品集丛”等，都是体现了编选的学养、识见的。在众多的散文家中，汪曾祺、王蒙、刘心武、余秋雨、张中行、张承志、韩少功、张炜、史铁生、张抗抗诸家的创作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品位。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大致构成了文化转型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审美特征。

9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要类型，大致有以汪曾祺、张中行为代表的文人散文，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以张承志、韩少功等为代表的突出人文关怀的散文，以素素、黄爱、东西等为代表的小女人散文，一些在体制外的非职业散文家的创作如钟鸣、王小波等人的散文创作也受到重视。

余秋雨著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秋雨散文》等。其“文化散文”引起广泛反响。他在反顾中询问中国文化的来路，在解读历史中确立当代人的精神标高。他在与历史精魂的对话中，给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还原出一个深厚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自我生命的体验，接续中国文人的血脉。无论询问、对话还是承接，都是对当代人的一次考验，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人们的一次提醒。余秋雨带着这种“重温和反思”，开始他的“文化苦旅”。他要在“苦旅”之中整合文明的碎片，并由此重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

除余秋雨外，其他代表作家及作品还有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邢世嘉的《咖啡时间》，韩晗的《大国小城》等。上述散文创作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

四、新世纪的散文发展概况

“大文化散文”余波未了。进入新世纪以后，“大文化散文”遭受了较多的质疑和批判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余秋雨、李存葆、王充闾、王开岭、李国文、贾平凹、史铁生、张承志、张炜、筱敏、韩小蕙、范曾、梁衡、何向阳、冯伟林、雷达、孙郁、朱学勤、南帆、张清华等人仍有“大文化散文”面世。余秋雨在新世纪相继创作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等散文集；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因其诗性抒写和历史理性建构获得广泛好评；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和李国文的《大雅村言》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正如王兆胜所说，“大文化散文”的出现具有“革命的意义”；然而新世纪的“大文化散文”也暴露了诸多缺陷，比如“知识崇拜”（王兆胜语）、“普遍而深刻的匮乏”（谢有顺语）、“模式化”等等批评都切中时弊。实际上“大文化散文”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非个人化”。 “大文化散文”以大为美，追求散文的“大气魄”、“大境界”、“大格局”、“大历史观”、“大主题”等，然而在“大文化散文”中，“个人”与“个性”往往被宏大叙事所淹没，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并非完全是自我的内心体验，而趋向于集体主义性质的宣言或口号。

“乡土散文”的新变。乡土散文在散文史上长期占有重要位置，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等人都留下了不朽的乡土篇章。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加速，尤其是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与此相应的是，乡土散文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新世纪中，贾平凹、韩少功、张炜、刘亮程、谢宗玉、迟子建、许俊文、周同宾、楚楚、李登建、李汉荣、王尧、潘刚强等人创作了一些乡土散文。新世纪乡土散文表现出三个新趋向。第一，乡土皈依。在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活并没有给许多乡土出身的作家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他们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对土地固执的深爱。无论身在何处，乡土永远是他们精神的皈依之所。贾平凹的长篇散文《我是农民》（2000）；林贤治编选的散文集《我是农民的儿子》（2005），收录摩罗、刘亮程等人的散文作品，摩罗在文章中一再宣称：“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第二，大地悲歌。现代化的进程使乡村日渐受到挤压，古老乡村的日渐凋零和消失，传统文化的日渐萎靡和消逝，深深地触动了作家们的神经。刘亮程的《风中的院门》（2002）；谢宗玉的《村庄在南方之南》（2005），许俊文《乡村散板》（2007），这些作品都写到了乡村的悲剧和农民的痛苦，几乎都是乡村的一曲曲哀歌。第三，返朴归真。韩少功在新世纪相继出版了两部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和《山川入梦》（2009），他把乡村建构成理想的家园以实现对城市化的反思和批判，乡村生活的自在与和谐衬托了城市生活的陌生与孤独，表达了作家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人生追求。可以说对城市化的反思与批判是新世纪乡土散文共同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

“新散文”的崛起。“新散文”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指的是以祝勇、于坚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倡导“综合写作”、“主体个性”、“主题多义性”等理论主张的散文创作群体。进入新世纪以后，祝勇发表了《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提出“新散文”的理论主张，成为“新散文”的宣言。在创作方面，祝勇《旧宫殿》、庞培《乡村肖像》、于坚《众河之神》、周晓枫《雕花马鞍》、宁肯《天湖》、钟鸣的《涂鸭手记》等可为代表。“新散文”运动主张跨文体写作，追求散文的形式创新，强调个性，使散文在创作思维、写作技巧以及审美风格等方面发生变革，以实现对所谓“体制化”散文的有效反拨。然而作为一种先锋性质的文学运动，“新散文”强调它的反传统性，这种反叛一切的极端态度，不仅给自己设置了陷阱，而且给自己制造了障碍。它所提出的“个性化”其实是重拾了五四散文的传统，因此“新散文”的“革命”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新媒体散文”的繁荣。“新媒体散文”是指以新兴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散文形式，它包括网络散文、手机散文、电视散文等。新世纪后，由于新传播方式的深入发展，网络散文、手机散文、电视散文等新的散文形式蓬勃发展起来。网络散文是“新媒体散文”的主体，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榕树下》、《新语丝》、《橄榄树》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学网站相继成立，这些网站设立了散文专栏，不久以后，专门的散文网站也相继成立，如《新散文》、《中国散文网》等，这些都为散文的发表提供了新的阵地；网络散文的另一个主要阵地是博客、BBS、空间、微博等。手机散文与网络散文具有众多共同特征，如即兴写作、娱乐化、大众化等。网络散文、手机散文的出现扩大了散文的生存空间，为散文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人类个性的自由表达创造了条件。但是网络散文、手机散文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写作主要动机在于个体的欲望表达，为了获取更高的点击率和关注度，出现煽情写作、欲望书写以及媚俗、庸俗、低俗等情况。电视散文是一种新兴的电视节目，它需要较高的技术，比如图像、视频、音乐、朗读等方面的制作技巧，电视散文能提供多维的审美享受，比如视觉、听觉等，相对而言，电视散文比网络散文、手机散文更能使读者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因而受到不少读者的青睐，但是电视散文的制作技术和制作成本都很高，不利于电视散文的广泛传播和普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