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肇始的中国当代小说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当代小说按时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50、60年代小说的进展与收获；60、70年代小说创作的曲折道路；新时期小说的复兴；90年代小说创作的多元格局；新世纪小说的发展趋势。

一、50、60年代小说的进展与收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开始。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使现代小说获得了新的生活土壤与发展条件。新中国的小说作者，大多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生活的冶炼，这就使建国后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五四”以来、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保持着血缘的关系。

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其曲折发展历程所显示的文学轨迹，为以后总结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规律，提供了经验教训。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收获较多。

在历史题材方面，本时期小说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本时期许多作家以抗日战争和20年代、30年代的革命斗争作为长篇小说的题材，使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得到充分的反映。孙犁的《风云初记》用抒情笔调，再现了滹沱河畔的抗日风云。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莱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分别反映鲁南、冀中、胶东、保定等地区复杂的敌后斗争，情节曲历，寓有传奇色彩。作为民主革命题材的延伸，建国之初，杨朔的长篇《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长篇《上甘岭》，以及路翎的短篇《洼地上的“战役”》，及时地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时期，近代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李六如的长篇《六十年的变迁》。古代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徐懋庸的《鸡肋》、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等短篇。而较有影响的，则是姚雪垠反映明末农民起义的长篇《李自成》（第一卷）。

与历史题材相辉映，现实生活成为本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题材。而在现实题材中，又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50、60年代中国农村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以短篇开端，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传达了因土地关系的变动，翻身农民在家庭、婚姻观念方面要求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争取新社会、新时代的民主与自由。继土改以后，农业合作化是又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给农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从贫富两极分化的角度，在个人发家与共同富裕的冲突中，率先提出了脱贫致富，互助合作的问题。接着，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答，记录了这种趋势如何变成了农村的现实。用长篇的形式反映农业合作化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

在现实题材中，本时期还有两类作品不可忽视。一类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准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短篇小说。这类作品敢于正视现实矛盾，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还有一类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短篇。这些作品打破表现人情、人性的禁区，细腻地描写人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充满浓郁的人情味。但它们和前一类正视现实问题的作品一样，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粗暴批评。可见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是相当难的。

50年代、60年代小说，具有曲折变化的发展轨迹。这个时期，正值社会生活和文艺领域“左”倾思潮逐渐兴盛之际。因而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图解理念的思维模式，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狭隘，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不够多样。在表现手法上，片面追求民族化、大众化，注意故事的完整、情节的生动和语言的通俗，注意通过人物的言行、外貌，用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塑造形象，忽视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技巧手法与方法，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特色也因此没能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表现。

二、60、70年代小说创作的曲折道路

由于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60、70年代，小说的发展有过较大的曲折。1962年以后，小说创作的兴旺局面开始冷落，其间虽有姚雪垠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 1卷问世，但其他好作品不多。“文革”开始后，原来的文化机构，包括文艺报刊和出版社都受到了批判和清洗，文学创作处于停滞的状态。从1972年开始，当时的文艺权力机构试图扭转这种凋弊的局面，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创作活动才逐渐有限度地恢复。

“文革”时期，提出文艺创作“要及时表现文化大革命”，要“充分揭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要求时，短篇小说自然是适当的样式。多数短篇小说直接写“文革”运动本身，涉及各个阶级的重要事件，如红卫兵运动，“夺权斗争”，“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进驻学校，歌颂“革命样板戏”，工厂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反“走资派”的斗争，以及1976年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当时的报刊评价较高，作为创作方向予以表彰的，有萧木署名“清明”、“立夏”、“谷雨”的《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等。相对优秀的有李心田反映30年代红军后代生活的《闪闪的红星》，蒋子龙描写企业整顿的《机电局长的一天》。长篇小说在取材上，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占五分之四，其余为“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些作品中，有近二十部标明是“集体”(或“三结合”)创作，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作品都是些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当时影响较大或有一定艺术成就的，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浩然的《艳阳天》(第三卷)和《金光大道》、《激战无名川》(郑直)、《飞雪迎春》(周良思)、《桐柏英雄》(集体创作，前涉执笔)、《征途》(郭先红)、《剑》(杨佩瑾)、《千重浪》(毕方，钟涛)、《春潮急》(李克非)、《铁旋风》(王士美)、《边城风雪》(张长弓)、《大刀记》(郭澄清)、《万年青》(谌容)、《分界线》(张抗抗)、《万山红遍》(黎汝清)、《响水湾》(郑万隆)、《山川呼啸》(古华)、《沸腾的群山》（李云德）等。这个时期的长篇，从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到叙事方式，都表现了政治“规训”下的艺术倾向，留下了极左思潮的鲜明印记。

三、新时期小说的复兴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经历了十年动乱，从“四人帮”专制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怀着再生的喜悦和强烈的义愤，立即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随着思想路线逐步端正，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文学事业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趋势，小说创作更是盛况空前。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小说最早通过艺术形象来揭露“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的累累伤痕，尤其是给青年一代的心灵所造成的毒害。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还有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宗璞的《弦上的梦》、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韩少功的《月兰》、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反思文学”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代表作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人生》，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布礼》、《蝴蝶》、《相见时难》，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粱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方之的《内奸》，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家们纷纷将热情投注于沸腾的现实生活。天津作家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不仅大胆地暴露了十年浩劫对我目的工业战线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积弊如山的现实，而且大胆暴露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此后，一大批改革文学作品，如张锲的《改革者》，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古船》，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的《乡场上》，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相继出现。总体上看，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兴起于“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社会政治话语居主导地位的时期，其叙事目的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而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则“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寻根小说的前奏可以追溯至80年代初汪曾祺、邓友梅、吴若增等所写的一些小说如《受戒》、《大淖纪事》、《那五》、《翡翠烟嘴》等，但其真正兴盛，却是在1985年。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阿城、张承志、王安忆等是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孩子王》、《遍地风流》，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郑万隆的《异乡见闻》，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土地与神》，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除马原外，还有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潘军、北村、林白、海男等，代表作分别是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苏童的《平静如水》、《我的帝王生涯》，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余华的《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古典爱精》等。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80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崛起。“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虽比“写实小说”略晚，但一出现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此前的实验小说作家苏童、叶兆言等也写了不少新写实小说。一般认为，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桃花灿烂》等，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分支，从时间上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几乎同时出现，尽管1989年《钟山》杂志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时并没有“新历史小说”这一称谓，但作为一种小说形态，实际早已经在文坛出现。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已具备了后来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诸种质素。通常人们习惯把苏童的《妻妾成群》、《米》，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池莉的《预谋杀人》，赵本夫的《刀客与女人》，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孤乘》、《心狱》，范小青的《顾氏传人》，乔良的《灵旗》，廉声的《妩媚归途》，李晓的《民谣》、《相会在K市》等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重要代表。长篇小说《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丰乳肥臀》等，当然要远比前面提到的许多小说复杂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但从创作思潮和文学史的发展流脉看，它们与新历史小说也有许多极为相似的艺术质素。

从小说创作方法和形式技巧方面来说，从70年代末开始的王蒙小说对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小说技巧的借鉴运用，到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对“拉美爆炸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乃至形式技巧的借鉴和运用；从“性意识”文学的勃兴，再到80年代中、后期“新潮小说”对纯形式、纯技术、纯叙述的“小说技术革命”，可以说，80年代的小说创作几乎是将西方现代小说演化发展的形式技巧过程像过电影一样演练了一遍。尽管80年代的小说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但其在思想价值与艺术探索方面已展示了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90年代小说创作的多元格局

中国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所谓“后新时期”之说，虽然至今“后新时期”的内涵还是众说纷纭，但其所标示的90年代和80年代文学的差异则是明显的。90年代的商业文化语境使得中国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文学的边缘化恰恰使90年代成了一个真正自由、自主的文学时代、一个真正反映个性特征的文学时代和真正多样发展的文学时代。90年代的文学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实现一种真正的多元化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严肃与游戏、创新与守旧、通俗与先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都有相应的文学表现。这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被大幅度地拓展了。

“新写实主义”是开端于80年代后期的一种小说思潮，它对应于8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社会大写的“人”解体、文学中的终极理想消失、政治热情降温、个体生存艰难答复杂的现实，以及1987年之后先锋小说道遇冷落的艺术现状，是对于现实和小说的双重反应。正如《钟山》1989年第2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所说：新写实“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它们“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在这个大旗的号召下，80年代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叶兆言等作家推出了一大批新写实小说，并形成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最后一个高潮与热点。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有人曾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合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第二，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第三，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第四，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第五，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状态；后者揭示生存的多样性特征，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的生活。

进入90年代以后，新写实小说形成不同于前貌的新的发展轨迹。池莉的《太阳出世》(1990)、《你是一条河》(1991)，方方的《落日》(1990)、《祖父在父亲心中》(1990)、《桃花灿烂》(1991)、《纸婚年》(1991)，刘震云的《一地鸡毛》(1990)，刘恒的《教育诗》(1991)、《苍河白日梦》(1993)，叶兆言的《挽歌》(三篇，1991、1992)、《关于厕所》(1992)等小说就是新写实小说在90年代的成果。可以看出，在9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新写实小说在其初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小说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新写实小说的艺术原则，而且在小说的文化探索和形而上精神上也比80年代小说有了新的超越。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兴起于90年代中期，以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被人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张继的《黄坡秋景》等中短篇小说及近期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和范小青的《百日阳光》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都以其特殊的当下品格而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评论界称他们的创作是对新写实小说的全面超越，是“现实主义的大潮再起”，是“主旋律”文学创作的重要成果。与新写实小说相比，他们的创作仍有着对于人的生存本质的勘探、对于个体生存困境的表现的特色，但他们小说的当下性特征和情感性特征显然得到了强化，艺术表现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为90年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对于整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女性写作的价值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敏感赋予了中国文学以独特的内涵，并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推动曾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在90年代女性作家的多元构成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那些穿越8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在90年代的风采依旧和初显大家风范，也可谓是90年代女性写作渐入佳境的一个重要标志。

90年代王安忆的创作更是在对世界感受的深度上、在对小说叙事现代性的探索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部部都可算是大气之作。东北作家迟子建在90年代也一度呈现出劲健之势，《树下》、《日落碗窑》、《白银那》等小说以很快的频率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中国文坛，叙事老练、流畅，对世界和世道人心的把握举重若轻。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鄂温克族部落最后一位女酋长，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顽强坚守与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通过女性诉说，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被现代文明所遮蔽的人类理想。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此外，池莉、铁凝是另两位保持着80年代小说创作的良好势头的女作家。

构成90年代女性写作另一极的，是90年代崛起成名的女作家群。她们是陈染、林白、徐小斌、斯妤、徐坤、海男、张欣、毕淑敏、张梅等。这些作家体现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私语化倾向。这也是如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遭非议最多的一脉。对于陈染来说，她的笔所指向的完全是女性个体独特的经验世界。她用女性个人的体验方式来命名自我和存在。从《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等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她都以一种近乎呓语式的内心独白体对女性的私人隐秘体验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表现。陈染不仅以她哲学化的生存之思向读者敞开了女性世界的神秘，而且还以她特殊的语言方式、感受，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二是以徐坤、斯妤为代表的解构性女性写作倾向。这类作品也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但作家的表现方式却不同于陈染、林白式对于女性经验的敞开、珍视和渲染，而是暂时忽略和放弃对于女性躯体的热情，直接以对于男性世界和男权文化秩序的怀疑、解构为艺术目标，以曲线方式张扬女性主义。徐坤在90年代曾被戏称为“女王朔”。她的《白话》、《斯人》、《狗日的足球》、《厨房》都以一种特有的调侃、反讽的方式对男性世界实施着无情的解构。

毕飞宇、鲁羊、韩东、朱文、陈染、林白、徐坤、邱华栋、刁斗、刘继明、何顿、海男、述平、东西、张旻，被评论界称为“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或“60年代出生作家”等。这些作家在文学风格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写作类型：其一是哲学型(或技术型)。这类作家继承了80年代先锋小说的文本探索风格，仍以对深度主题的哲学化表述为主。因而文本的晦涩与技术上的实验色彩可以说与80年代先锋作家一脉相承。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有毕飞宇、鲁羊、刘剑波、东西等。其二是私语型。这类作家的小说重在表达纯粹私人化的生活体验，个体的边缘性的经验在文本中被强化到了一个突出甚至极端的地位。这些小说尽管在形式上仍坚持着先锋小说的实验性，但对于读者来说，形式也只是他们私人经验的附庸或陪衬，它几乎被那种梦幻般的个体心理体验的宣泄所淹没了。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上一节已谈到的几位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海男等，男作家中张旻的写作也有此倾向。其三是写实型。这类作家以对于当下现实的书写为主，文本送发出浓郁的时代心理写实气息，对90年代的商业语境下的种种生存现实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与描写。这些作家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先锋小说的技术实验色彩，而是追求一种朴素的与生活同构的叙事方式，作品具有强烈的生活感和现实感。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是何顿、朱文、韩东、邱华栋、述平、徐坤等。

五、新世纪小说的发展趋势

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日趋多元化，其重要特点是媒体化、信息化，传统小说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转型。市场化的小说尤其是网络时代的网络小说，以及80后畅销小说日益走入文坛流行视野。总体上，新世纪小说呈现出人间关怀与终极拷问的交融。

首先，重视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叙写。新世纪以来，许多作家作品尤其重视对现实生活的言说，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感染力。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他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或者说，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及其抗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外，墨白的《事实真相》、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大年夜》，杨映川的《不能掉头》、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张楚的《长发》、邵丽的《明惠的圣诞》、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等，也都是关注底层民众物质、精神生活状态的优秀作品，透露出作家对人生和生存的全方位关注，及力图展现社会生活真实图景的创作倾向。

其次，重视对精神和灵魂的书写。新世纪以来，相当一些作家在关注现实生活并以低姿态写作的同时，也不再满足展示喧嚣的图景和自我的经验，而是力图指向对精神和灵魂的诉求。张炜的《丑行或浪漫》，贾平凹的《秦腔》，闫连科的《受活》，阿来的《空山》，张洁的《无字》等一批作品在叙说不同阶层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灵魂变化，在广阔动荡的社会背景中展现他们灵魂的飘摇和坚守。

新的世纪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对生活和文学保持一种庄严、纯洁和诚恳的承诺，如何在反思和嬗变的过程中，实现一种文学新价值的寻找和书写，仍然是一个急迫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