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学科的理论基础奠定时期,法约尔就以“一般管理理论”阐明了不同领域管理经验互通的可能性。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治时局的变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后者又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提供高质低价的公共服务成为了横亘在公共行政组织面前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斯本等学者开始将企业管理的理论引入公共行政领域中,并掀起了影响至今的“政府再造运动”
奥斯本借用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对于企业家概念的界定,他指出,“所谓企业家,就是指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的主体)……我们说到公共事业的企业家,指的正是那些这般行事的人。我们说到企业家模式时,指的是习惯性地这般行事的公营部门的机构,不断地以新的方式运用其资源来提高其效率和效能”。奥斯本希望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即创造具有创新惯性和质量持续改进的公共组织和公共体制,而不必靠外力驱使”。奥斯本认为,应该遵从以下十项原则来对传统的官僚体制展开改革,而这些原则也是企业家政府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1)掌舵而不是划桨;(2)善于授权而非事必躬亲;(3)以竞争机制提升服务质量;(4)注重目标使命而非繁文缛节;(5)注重效果而非投入;(6)以顾客需要而非官僚政治需要为行为指南;(7)有收益而不浪费;(8)重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治疗;(9)重参与协作的分权模式而非层级节制的集权模式;(10)重市场机制调节而非仅靠行政指令控制。
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一词包含着多重的含义,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还指在现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现实中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后席卷大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在不同国家被冠以了各种响亮的政治名号,如英国的“公民宪章运动”,美国的“重塑政府”,加拿大的“公共行政2000”以及丹麦的“公共部门现代化计划”等。胡德在总结了上述运动的特征后,将其视为一场具有共性的世纪星行政改革浪潮,并为其命名为“新公共管理运动”。
胡德将新公共管理视为一种新的管理途径。这种管理途径强调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它通过适度的分权结构,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管理技术和管理工具,引入市场机制,改善竞争。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七项原则性要素归纳为:(1)在公共部门中实施专业化管理,让公共管理者自己管理并且承担责任;(2)确立明确的目标,设定绩效测量标准并且进行严格的绩效测量;(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对实际成果的重视甚于对过程或程序的关注;(4)打破公共部门中的本位主义,对部门进行拆分与重组,破除单位与单位之间的藩篱;(5)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服务质量;(6)强调对私营部门管理方法和风格的吸收与运用;(7)更加关注资源使用上的纪律与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