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福莱特指出的冲突的解决途径有哪三种？
答：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冲突的解决之路无外乎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压制（domination），以及双方都做出让步的妥协（compromise），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所以，福莱特提出了冲突的第三种解决方式，即能够使冲突双方的利益和愿望都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方案——整合（integration）。很明显，整合并不可能简单地发生在组织中，它常常需要引入新的想法或者资源的方式才能够完成。正是通过新想法或资源的争取或者生产过程，组织和成员分别获得了新局面和新思想。
2. 巴纳德认为组织平衡如何达成？
答：组织发展健康与否，与组织是否处于平衡状态息息相关。巴纳德指出，组织的存续取决于这一协作系统平衡的维持，这种平衡在组织外部则表现为协作系统同整个外界环境处于相互适应的状态中，在组织内部表现为各种要素间比例适当。在具体的操作层级，对外平衡是指通过一系列战略决策实现的对环境的有效适应，对内的组织平衡则可理解为组织成员所获得的贡献与满足之间的平衡。这里所说的贡献，是指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所付出的代价；而满足则来源于组织为成员所提供的必要的经济或非经济方面的“诱因”。当组织提供的诱因与组织成员的贡献达到平衡，或适度超过其个人贡献时，组织就可以实现平衡，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可能，反之，组织将出现衰弱，乃至消亡。
3. 西蒙将决策类型分为哪些种类？
答：在研究前期，西蒙根据对于未来的影响方式将决策分为了两种类型：一是政策所决定的现实行为可能限制未来可能出现的事务；二是现实决策可以对未来决策起到指导作用。在后期的研究中，西蒙依照计算机科学，依照决策出现的频次将决策分为了重复的、例行的、周期性出现的，可以用一定程序来处理而不必重新决策的“程序化决策”和新生的、偶发的、比较重要的，不能用例行公事方法加以解决的“非程序化决策”两种类型。
1.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遭到了怎样的危机？
答：在理论奠基和原则框架建构任务完成后，公共行政学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其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原则不断扩充、学科的地位也有了长足的提升。在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学者们不仅在学术界获得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且在实践层面的政府改革进程中拥有了实在的话语权。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
但是这种繁荣的景象在20世纪40年代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发端于实践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二战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开始了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与之相适应，各国政府在权力分配、组织结构和职能设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面对上述变革时却显得苍白无力，严格依照正统行政学理论及具体行政原则进行改革的政府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陷入束手无策的状态。具体来看，在组织内部，政府难以真正地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热情，致使工作低效；在组织外部，政府则往往无从预测公共事务的走向，使得政策滞后。上述非正常的行政现象直接推动了学界对于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反思，正统行政学理论重组织结构研究，轻个体行为分析；重内部系统研究，轻外部环境分析；重规律原则探寻，轻周密科学分析等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2. 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是何关系？
答：巴纳德认为，无论所处行业和层次如何，组织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协作的系统。很明显，巴纳德对于组织的理解是以主体间的“协作”为基础的。以此为视角，巴纳德将组织划分为了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组织（Informal organization）。
巴纳德指出，“正式组织是指人们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一种协作”。正式组织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的交流等三要素而成立的。以此为视角，也有学者将组织定义为“通过沟通联系所有成员的有目的的协作系统”。以正式组织构成三要素的确定为基础，巴纳德开始探寻非正式组织的普遍原则。巴纳德认为，“非正式组织是指人的接触、相互作用和聚集的总合”，并进一步将非正式组织界定为“没有固定形态的，密度经常变化的集合体”。相较于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没有共同的组织目标和正式的组织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人们通过与工作有关的接触而形成的习惯、规范和情感因素“无意识”地连接在一起。在巴纳德看来，非正式组织不仅能够促使人们形成一定的态度、理解、风俗、习惯与习俗，而且还能够为正式组织的产生创造条件。“态度、习俗、风俗影响着正式组织，并部分地通过正式组织而表现出来。他们是同一现象的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就两者间关系来看，“正式组织的产生源于非正式组织，且对非正式组织至关重要；但一旦正式组织运行起来，反过来又导致非正式组织的产生”。由此可见，非正式组织是必然存在，且不可缺少的。管理者应该善于识别非正式组织，并将其运用于增进正式组织健康发展之中。
3. 如何理解西蒙的“管理就是决策”的观点？
答：作为一位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西蒙非常关注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认为“行政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类社会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但作为一位崇尚实践的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现实中知识不足、预见未来的困难以及可选择行为的有限性，决定了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实践过程中难以成立。以此为基础，西蒙提出了著名的“有限理性”，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所具备的只能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因此，应该用“行政人”假设取代“经济人”假设来思考公共行政组织的活动方式。与经济人相比，行政人倾向于对现实情形往往采用简化的模型而非探寻全貌；考虑少数备选方案而非全部方案；探寻现有环境下‘足够好（good enough）’的方案而非最优的方案。以行政人假设为基础，西蒙用“令人满意”取代了“最优化”，为公共行政实践中的决策活动提供了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准则。
在明确了准则后，西蒙对行政决策的构成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西蒙认为，决策并不是从几个备选方案中选定一个的简单活动，而是包含多个阶段涉及许多方面的系统性过程。西蒙看来，决策过程包括四个阶段：情报阶段（Intelligence），主要任务为探查环境，寻求决策的条件；设计阶段（Design），主要任务为设计、制定和分析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选择阶段（Choice），主要任务为从备选方案中选出合适的方案；评审阶段（Review），主要任务为对所选择的方案进行评价。西蒙指出，决策的四个阶段相互衔接，缺一不可，且每个阶段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而过程，整个决策过程“大圈套小圈，小圈中还有圈”。不难看出，西蒙通过对决策定义的界定，将管理活动的各项职能转化为了决策的各个阶段，从而将决策与管理等同起来。正是通过以“决策”为基本概念的概念工具的运用，西蒙完成了“决策理论”的建构，并提出了最为著名的“管理就是决策”的重要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