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策工具的研究已形成了多种途径，根据前述《公共政策工具》一书的说法，主要有如下四种基本途径：

一、 工具主义

这种途径认为，人们知道一种特殊的工具，了解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这种工具的效果已被证明或具有十分的现实性；人们在大部分可预测的环境中可以期待其产生的效果；并且，恰当的工具可以将政策失败转变为政策成功。因此，政策工具研究应弄清工具的属性与特点，以便辨别、提炼少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工具，扩大其应用范围。

二、过程主义

这种途径的支持者并不承认存在着超出特殊具体问题之外的工具，他们认为，各种工具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没有哪一种或者哪一类的工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恰当的工具并不是抽象计算的产物，而仅仅是一种在动态适应过程中的试探性解决办法；工具的恰当与否是因具体情况而定的。因此，过程主义所强调的是工具发展的重复性过程，而不是工具的特性。

三、权变主义

这种途径所支持的是传统的社会计划观点。它认为，工具选择的根据是：工具的绩效特征是如何满足某种特殊问题背景的需要的，一旦政策的目标或目的明晰化了，那么，直截了当的事情就是要去工具箱中找出最合适的工具。因此，工具的研究既要注意弄清解决问题的特定要求，又要注意选出最合适这种要求的工具。

四、建构主义

这种途径比权变主义又前进了一步。它认为，要了解特定工具被采用的脉络背景的特殊性，就必须了解这些工具的主观意义。在这里，主观意义既表示非工具性的方面（如符号的或伦理的内涵），又表示那些其意义和解释被价值和感知所中介的工具性特征。依这种途径，并不存在关于工具及其特征的客观现实，相反，工具代表了一种社会建构了的实践形式，其意义和合法性被不断地加以建构和再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