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
汪信砚
近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价值观上,就在于全球化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引人瞩目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也在世界上引起了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全球化中这一普遍而奇异的矛盾现象,本身就构成了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此,本文拟对其作一专门申述和论析。
一
在近年来国内的全球化问题研究中,人们对于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却较少论及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一些人甚至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拒不承认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存在。在我看来,否认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存在是不符合全球化运动的客观实际的。
更为重要的是,不认真研究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及其性质和形式,我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
认同是由社会学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个体和社会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度或身份的理性确认,它是个人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概念就属于这个层面,它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吉登斯,第275页)。在社会层面上,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就属于这个层面的认同概念。正如涂尔干所说:“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涂尔干,第42页)可见,认同对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及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认同,则是指个体或社会共同体(民族、国家等)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认同,不仅是个体和社会共同体这两个层面的认同都必然具有的一个维度或方面,而且是一切个体认同和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与其他一切群体活动水平上的社会行为或社会运动一样,全球化也是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所谓全球化,从总体上说就是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全球化至今已有了500余年的
历史。在20世纪以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地域上的拓展以及世界交通运输网络在地域上的扩张。20世纪初,全球化的方式开始向内在化亦即向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当代以来,全球化的方式变得更加内在化,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也正在向着更加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中有没有价值认同,而在于由全球化所促成并作为全球化发展之前提和基础的价值认同究竟是何种性质、何种形式的价值认同。综观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我们看到,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强制认同、引诱认同。
强制认同。迄今为止,全球化运动一直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而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人其价值体系。这一价值认同形式早在近代就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代的全球化一开始就表现为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散,而这一切往往又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船坚炮利的武力护卫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这一强制性质。
如果说在近代全球化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制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是通过殖民化来实现的,那么,在当代的全球化中它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来进行的。这个无所不包的市场,以其无穷的魔力,企图消灭世界上的一切异己因素。而支配这个市场各种游戏规则的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单独制定的,并处处都浸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
引诱认同。如果说“强制认同”是“硬”的一面,那么,“引诱认同”则是软的一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引诱认同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认同形式。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人其价值体系的做法日渐遭到普遍而激烈的反对,不仅其早先的殖民化已不再可能,就是单纯的市场化也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对抗。鉴于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全球化中,为了替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障碍,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非强制的方式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投人其价值体系的怀抱。西方国家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本来就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但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势差”自然产生的诱惑性和吸引力,而是动用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对它们加以强化,借以输出其价值观念。
在20世纪,通过市场化来实现对西方价值强制认同的最大阻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引诱认同,甚至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这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典型代表是冷战后期美国制定和实施的“超越遏制战略”,其根本目标是要以和平的方式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联合的欧洲”,使资本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共产主义。与早期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内容的“遏制战略”不同,“超越遏制战略”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的思想渗透,其实质则是利用包括流行音乐和经济援助在内的各种诱饵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而苏东剧变的事实说明,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引诱认同确实能够取得强制认同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上述可见,以往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无论是强制认同还是引诱认同,都是力图把某种特殊价值观念即西方价值观念加以普遍化,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纳人西方价值体系。
二
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普遍化、趋同化、同质化和一体化,它同样也包含着特殊化、异质化。事实上,在全球化中,“社会在有些(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方面在趋同,在有些(主要是社会关系)方面在趋异,而且,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还有一些方面维持原样”(罗伯森,第16页)。全球化中的这种特殊化、异质化趋向也表现在价值观的变化上,故而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并没有带来某种一元化的全球价值观。在全球化运动中,与上述价值认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
由此可见,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并存于全球化过程之中,前者是全球化中的普遍化、同质化趋向在价值观变化上的表现,后者是全球化中特殊化、异质化趋向在价值观变化上的效应。正如前述,迄今为止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实质上是对发达国家价值的认同,而这种性质的价值认同必然导致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近代全球化进程开始以前,在以往地球上的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各个民族和国家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即每一种价值观相对于其他任一价值观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基本上还并不构成什么大的影响。但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价值观上的差异日渐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的巨大障碍。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障碍,抹平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价值观上的差异,使西方资本和商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以各种强制的和非强制的方式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其价值。但是,一旦全球化中这种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危及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人们陷入精神上无可归依的状态时,西方价值观普遍化诉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会受到人们的置疑和洁问,并由此激发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
在全球化运动中,价值认同引发价值观冲突是以民族认同或民族文化认同为中介的。在全球化的话语系统中,“`民族认同’实际上应该被理解为`民族认异’,即一个民族确定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他性”(张汝伦,第21页)。如果说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代表的是与异质化相对立的同质化、与特殊化相对立的普遍化,那么,全球化中的民族认同则正好代表与同质化相对立的异质化、与普遍化相对立的特殊化。令人感兴趣的是,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作为全球化之前提和基础的价值认同的强化,不仅始终没有淡化或消解掉民族认同问题,反而一次又一次激起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和认同追求。并且,全球化运动中的价值认同越广泛,与之对立的民族认同问题就会愈突出,由此引发的不同民族的价值观、特别是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普遍和激烈。
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而言,发达国家价值观与本民族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又往往是和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即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的,并经常以后者为中介。虽然“全球化”与“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前者具有某种空间或地理范畴的性质,是指从区域到全球;而后者则具有某种时间或历史范畴的性质,是指从传统到现代,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了内源型的现代化,并按照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逻辑和凭借其先发优势,强制或引诱非西方国家认同西方价值,力图把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一些落后国家则一方面努力启动或多次启动追赶型等外源型的现代化,并由此在不同程度上认同西方价值,另一方面在西方价值观普遍化扩张的重压下又不断出现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和认同追求。因此,在这个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基本相重合的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余英时,第4页)。与之相应,全球化中落后国家面临的本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的冲突,往往也就直接表现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面对上述当代全球化中复杂的文化价值观冲突,文化进化论主张在理解不同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时将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域)转换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而文化相对主义则要求人们将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转换为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域)。虽然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各有其弊端,其中,前者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后者则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但二者都看到了当代全球化中不同民族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与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事实,并都力图对一事实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说明。
三
当代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也已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广泛关注。当代价值哲学、伦理学和文化哲学研究中对所谓“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探寻,就是人们深刻关注并试图解决当代全球化中价值观冲突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种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努力讨论颇多,褒贬不一。在我看来,这一问题较为复杂,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具体分析,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这种努力都是不可取的。应该看到,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直接根源于特定性质的价值认同即对西方价值的认同,而在这种性质的价值认同(无论它采取强制认同还是引诱认同的形式)中,西方价值向来都是以“普遍解当代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然而,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在当代思想界关于“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探寻中,的确有人继续在“普遍价值”的名义下推销和贩卖西方价值,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普遍价值”、“普遍伦理”仍然不过是一种特殊价值、特殊伦理,即西方价值或西方宗教伦理;而他们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重建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冲击下已大大松动了的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局面。显然,这类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努力在实践上只会加重和进一步激化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由此完全否定人们探寻“普遍价值”、“普遍伦理”的意义,那也是极为片面的。其实,价值认同隐含的强弱态势及引起的冲突,会因格局的缓慢变动的合力造成和平、发展的消长盈伏曲折前进而有所变化。全球化毕竟是在多极化而非一家主宰众皆屈从的情况下展开的,既然如此,那么强行输出的强势价值就匾乏弱势国家俯首输人的基础,即没有共同认可的“主奴”模式的存在,那么乐观的前景或许是价值多元的共存并在了,从而“普遍价值”的现实品格就很难生成。
一些西方学者宣称:普遍价值或普遍伦理(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孔汉思等编,第12页)。在我看来,这种关于普遍价值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正如前述,普遍价值与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并不是等价的。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虽然普遍价值最终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但在现时态下并不可能达到这一点。虽然现时态不能达到普适价值的普遍认同,却仍然可以有对某些特殊问题的普遍性关注,如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某些联带利害并不是超出各种特殊利益之外或之上并与各种特殊利益抽象对立着的东西;它就关系到各种特殊利益,并且是各种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人们只有首先能够生存和发展,才能进一步去谈论和要求满足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人们从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似乎也不应忽视这些普遍价值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对各特殊价值有范导作用。
当然,在当代全球性社会中,对上述普遍价值原则的自觉认同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它必然面临需要克服的诸多难题。一方面,虽然这些普遍价值原则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反映,但当代人类共同利益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由此就变得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普遍价值原则对于当代人类生活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但即使人们都一致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这些普遍价值原则具体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落实这些普遍价值原则的方式方法也会存在着极大的民族文化差异,也会因价值观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概而言之,全球化的行程和一切历史进程一样,都有着二律悖反的矛盾、冲突或一致、协调的交叉,掌握“度”的艺术,使危害缩小、利好扩大才是出路所在。例如,使体现权利的“对错”与体现价值的“善恶”分流,使法律、政治处理的物质利益与宗教、传统处理的精神生活各得其所,从而让后者不干预前者,又使前者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度,便是一个理想型的预设。预设容易实现难,因为实现进程很可能把它变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但作为哲学思考只能提供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视角。
参考文献：
吉登斯,安东尼,1998年:《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
孔汉思等编,1999年:《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
罗伯森,罗兰,2000年:《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埃米尔,2000年:《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
余英时,1994年:《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
张汝伦,2001年:《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载《哲学研究》第2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王生平
